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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修建:論六朝時期的繪畫觀

[日期:2014-10-21] 來源:  作者:李修建 [字體: ]

論六朝時期的繪畫觀

李修建

(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人類學研究所,北京 100029)

摘要:六朝時期一般被籠統地視為文藝的自覺時代,不過各藝術門類的地位并不完全相同。魏晉前后,畫家在文化史上的地位發生了轉移,由之前的無名畫工為主一變而為士人主導。繪畫在六朝文化體系中的地位低于文學、音樂和書法,不過亦成為士人文化素養的一個體現。六朝繪畫的功能,人物畫以道德教化為主,山水畫則以審美為主要目的。

關鍵詞:六朝;士人畫家;文化體系;繪畫功能

六朝時期一般被學界籠統地視為文藝的自覺時代,此一“文藝”涵蓋文學、音樂、書法、繪畫等藝術類型。一個被忽視的問題是,這幾種藝術類型在六朝文化體系中的地位并不能等量齊觀,其從業者在六朝社會結構中的地位亦有不同。此外,六朝時期對繪畫功能的認識亦有演變。本文試圖從畫家角色、繪畫地位以及繪畫功能三個方面,來分析六朝時期的繪畫觀。

一、社會結構中的畫家

繪畫之出現,由來已久。早在石器時代的彩陶上面,就有各種幾何紋飾和具體形象,西安半坡村出土的人面陶盆最為知名。以人類學的視角來看,這些作品尚屬于“原始藝術”,雖說它們在形式、構圖甚至風格上,已經具有了相當的藝術性,但其創作并不以審美欣賞為目的,而是服務于巫術、宗教、勞動生產或儀式等方面的需要。“即使是最簡單的事物,比如面具、人形圖案或喪葬歌曲,都傳達了該事物所由產生的地區對社會、儀式和經濟等問題的認識。”[1]因此,彼時的繪畫更為看重的是其社會功能或文化意義。同時,由于尚未具有明確的社會分工,作畫者或為社會群體之普通一員,并不因其技藝而與其他人員相區隔。階級社會出現之后,畫家遂有從社會成員之中獨立出來,成為一專門職業的可能。

從名稱來看,漢代以前,畫家并無專名?!吨芏Y.冬官考工記》中提到當時的工匠種類及數量:“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設色之工又分畫、繢、鐘、筐、幌五種。一件器物的制作,需要眾多工種的配合,諸人各司其職,如鐘氏染羽,筐人湅絲,畫繢者在絹帛織物上繪畫。作畫者統稱為“設色之工”。戰國時期成書的《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中,有兩條與繪畫有關的材料,“客有為周君畫.者,三年而成。”“客有為齊王畫者。”兩處之畫家,皆無專名,而以“客”稱之。此處之“客”,或為游走四方寄食權貴門下的“門客”,這在戰國時期急劇的社會流動中很是普遍?!墩f苑.佚文》中有則史料同樣頗能說明問題,“齊王起九重之臺,募國中能畫者賜之錢。有敬君居常饑寒,其妻妙色,敬君工畫臺,貪賜畫臺,去家日久,思憶其妻像,向之而笑。”齊王似并無專門畫工,而是以賞金招募“國中能畫者”。此類人物,應該即是《韓非子》所云之“客”,他們懷揣繪畫之技,乞食于王公貴族?!肚f子.田子方篇》中的一則故事廣被征引:“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盤礴臝。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后人常將其解讀為畫家所應具有的精神狀態,即超越世俗之禮規,以自然而自由的心境進行創作。據許地山等人考證,《田子方篇》為莊子后學所作,成于戰國末或漢初??梢該送茢?,在彼時,宮廷之內已有專門作畫人員,此類人物被籠統地稱為“史”?!墩f文》釋“史”為“記事者也”,《禮記.玉藻》:“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周禮》中置有大量史官,如大史、小史、閃史、外史、御史、女史等等。君王左右的史官,主要擔任祭祀、星歷、卜筮、記事等職。由是言之,畫家亦為史官之一。不過,其所承擔的職能或非僅作畫一項,因此并無專名,而以涵蓋廣泛的“史”稱之。除上述幾例外,《呂氏春秋.似順論.處方》提到:“今夫射者儀毫而失墻,畫者儀發而易貌,言審本也。”《淮南子.說林訓》中有類似說法:“畫者謹毛而失貌,射者儀小而遺大。”皆以“畫者”稱之。

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中指出:“圖畫之妙,爰自秦漢,可得而記。”秦始皇好大喜功,阿房宮、陵墓、宮苑浩大異常,裝飾華麗,專操繪事的畫工必定所在多有。前秦王嘉所撰《拾遺記》載:“始皇二年,騫霄國獻刻玉善畫工名烈裔。使含丹青以漱地,即成魑魅及詭怪群物之象;刻玉為百獸之形,毛發宛若真矣。”[2](520)其事光怪陸離,未必為真。不過,漢代畫事已經有典可循?!逗鬂h書.百官志三》載,漢代宮廷設有“少府”,下設“黃門署長、畫室署長、玉堂署長各一人。”皆由宦官擔任,秩四百石,黃綬。畫室署長管理的畫工稱為“黃門畫者”或“尚方畫工”。“畫工”之名,開始在漢代出現并沿用?!妒酚?外戚世家》載,漢武帝“居甘泉宮,召畫工圖畫周公負成王也”;《漢書.廣川惠王越傳》:“前畫工畫望卿舍,望卿袒裼傅粉其傍。”《漢書.霍光傳》載,漢武帝曾“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圖以賜光”?!逗鬂h書.姜肱傳》載:“桓帝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此皆為宮廷畫工之記載。

漢明帝時,別立畫官。據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三.述古之秘畫珍圖》“漢明帝畫宮圖”條記載:“漢明帝雅好圖畫,別立畫官,詔博洽之士班固、賈逵輩取諸經史事,命尚方畫工圖畫,謂之畫贊。”同書卷一“敘畫之興廢”中亦云:“漢明雅好丹青,別開畫室。”尤可注意的,是漢靈帝時期,創立鴻都學,“又創立鴻都學,以集奇藝,天下之藝云集。”①并下詔為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32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出身卑微之人,憑借一技之長即可榮登高位,“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3]應該說,此舉極大地刺激了當時文學藝術的發展,東漢學習草書的狂熱之風即能表明此點。此外,有學者認為漢明帝之別開畫室,成為后來宮廷設置畫院的濫觴。[4](118)

秦漢之前,畫家被籠統稱以“史”、“客”,絕少提及姓名?!稓v代名畫記》所載漢前畫人有四,包括軒轅時之史皇(見《世本》)、周時封膜(見《穆天子傳》)、齊之敬君(見《說苑》)、秦之烈裔(見《拾遺錄》)。這些史料大多后出。因此,多數畫家處于匿名狀態。漢代,見諸史籍的的畫家越來越多?!段骶╇s記》所載宮廷畫家,有杜陵人毛延壽、安陵人陳敞、新豐人劉白、洛陽人龔寬、下杜人陽望、長安人樊育及劉旦、楊魯等。劉旦和楊魯二人為光和中畫家,畫于鴻都學。

漢代畫家按照社會身份來說,已有宮廷畫家、民間畫工及士人畫家之分。士人畫家②出現于后漢,并且自此以后,成為畫史之主體。后漢畫家,有趙歧、劉褒、蔡邕、張衡。其人皆仕有他位,并不供職宮廷畫室,并且兼綜數藝,非僅以善畫名世。如趙岐官至太常卿,多才藝。劉褒官至蜀郡太守。蔡邕建寧中為郎中,工書畫,善鼓琴,亦為文學家。張衡累拜侍中,“高才過人,性巧,明天象,善畫”。正是這些社會地位及文化素養皆相對較高的士人畫的出現,方才提升了繪畫的品格。

魏晉六朝,士人畫家更是成為繪畫的主流。根據《歷代名畫記》的記載,三國畫家中,魏有少帝曹髦、楊修、桓范、徐邈(凡4人),吳有曹不興、吳王趙夫人,蜀有諸葛亮、亮子諸葛瞻。晉有明帝司馬紹、荀勗、張墨、衛協、王廙、王羲之、王獻之、康昕、顧愷之、史道碩、謝稚、夏侯瞻、嵇康、溫嶠、謝巖、曹龍、丁遠、楊惠、江思遠、王濛、戴逵、戴勃、戴颙(凡23人)。宋有陸探微、陸綏、陸弘肅、顧寶光、宗炳、王微、謝莊、袁倩、袁質、史敬文、史藝、劉斌、尹長生、顧駿之、康允之、顧景秀、吳暕、張則、劉胤祖、劉紹祖、劉璞、蔡斌、濮萬年、濮道興、史粲、宋僧辯、褚靈石、范惟賢,凡27人。此外,南齊28人,梁20人,陳1人,后魏9人,北齊10人,后周1人,隋21人,名不具列。這些畫家之中,除史料闕如,身份不明者以外,可分為如下幾種類型:一為畫工,如吳之曹不興,宋之顧景秀、陸探微。曹不興的史料不詳,從孫權使其畫屏風等事跡來看,或為吳之宮廷所用,姑將其列入畫工之類。顧景秀為宋武帝時畫手,陸探微于宋明帝時常在侍從。二為隱士,有人物若干,如謝巖、曹龍、丁遠、楊惠,“辟召皆不就”;戴逵及其子戴勃、戴顒,戴氏“一門隱遁,高風振于晉、宋”;宗炳及其孫宗測,以及陶弘景等人。三為僧人,如南齊姚曇度,曇度子惠覺,僧珍;梁時光宅寺僧威公,僧吉底俱、摩羅菩提、迦佛陀,此三僧皆為外國人,所畫多為外國人物、走獸。以上三類人物數量不多,第四類人物,即士人占據絕大多數。其中又可分為兩小類,一為帝王,如曹魏少帝曹髦、晉明帝司馬紹、梁元帝蕭繹等,此類人物雖居帝王之尊,然喜好繪事,就其文化素養而言,亦屬士人之列。二即為入仕為官的士人們。他們一般官居他位,兼綜數藝,繪畫為其興趣之一。

由此可知,魏晉之后,畫家在文化史上的地位發生了轉移,由之前的無名畫工為主一變而為士人主導。其背后所突顯的是繪畫地位的提高,這與文學、書法等地位的變化有著類似的境遇。

二、繪畫在六朝文化體系中的地位

孫吳有“八絕”之稱,張勃《吳錄》云:“八絕者,菰城鄭嫗善相,劉敦善星象,吳范善候風氣,趙達善算,嚴武善棋,宋壽善占夢,皇象善書,曹不興善畫,是八絕也。”將繪畫與相人、星象、風水、算術、圍棋、占夢、書法等并列,并且星相占卜等術居于前,書法和繪畫列于后。在此有必要展開一下這些技能之間的關系。

星象占卜等術由來已久,并且廣為應用,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有著不可或缺的地位。目錄之學始于劉歆《七略》,“七略”包括六藝、諸子、詩賦、兵書、術數、方技,術數與方技占其二,可見其地位的重要?!稌x書》專列“藝術”傳,所涉及的,皆為精通天文、歷算、陰陽、占卜等方術之士。在傳序中提到:“藝術之興,由來尚矣。先王以是決猶豫,定吉兇,審存亡,省禍福。曰神與智,藏往知來;幽贊冥符,弼成人事;既興利而除害,亦威眾以立權,所謂神道設教,率由于此。”此處之藝術,專指術數、方技。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自六朝出現以后,術數、方技之學一般列入子部,如《舊唐書.經籍志》載丙部子錄十七類,其中天文、歷算、五行屬術數、方技之類,第十四類為“雜藝術類”,包括投壺、博弈、圍棋等“雜技”,音樂一般列入經部樂類,書法列入經部小學類,繪畫尚未列入。至《宋史.藝文志》的“雜藝術類”,包括繪畫、墨、硯、文房、酒令、射、投壺、彈棋之屬?!睹魇?藝文志》的“藝術類”,已將酒令、射、彈棋等雜藝剔除在外,只包括繪畫、書法、音樂(琴)、金石、圍棋、印之屬?!肚迨犯?藝文志》,藝術類涵蓋書畫、篆刻、音樂、雜技四種。由此可見,中國古代的“藝術”概念有一變遷的過程,由最初的術數、方技之學而變為以書畫為主。

以上是從中國古代典籍的分類來看藝術以及繪畫的地位。四部分類法對于劉歆的《七略》有一定的承繼關系,以經學為主導,數術、方技類始終處于藝術類之前。當然,藝術之屬在典籍分類法中的地位,并不與其在士人文化體系中的地位完全相對應。因此,我們還需要從具體的史料記載中來看待繪畫。

下面列舉幾例《三國志》和《晉書》等正史對士人文化素養的描述。諸葛亮之子諸葛瞻“工書畫,強識念”;張華“學業優博,辭藻溫麗,朗贍多通,圖緯方伎之書莫不詳覽”;傅玄“博學善屬文,解鐘律”;阮籍“博覽群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嵇康“博覽無不該通,長好《老》《莊》”,“善談理,又能屬文”;郭璞“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訥于言論,詞賦為中興之冠。好古文奇字,妙于陰陽算歷”;王廙“少能屬文,多所通涉,工書畫,善音樂、射御、博弈、雜伎”;戴逵“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其余巧藝靡不畢綜”;謝尚“善音樂,博綜眾藝”;王羲之“辯贍,以骨鯁稱,尤善隸書,為古今之冠”;王獻之“工草隸,善丹青”;王恬“多技藝,善奕棋,為中興第一”;羊忱“博學工書,能騎射,善圍棋”;梁元帝“聰慧俊朗,博涉技藝,天生善書畫”;南齊劉瑱“少聰慧,多才藝,工書畫,飲酒至數斗。畫嬪嬙,當代第一,官至吏部郎”;梁人陸杲“好詞學,信佛理,工書畫”;陶弘景“喜琴棋、工草隸……好著述,明眾藝,善書畫”。

可以看出,在史書中對六朝士人文化能力的書寫中,清談、博學、文章、詞賦、書法、繪畫、音樂、圍棋等構成其人文化素養的主要方面。推究其原,漢靈帝創鴻都門學,招聚擅長詞賦、書畫之人,并授予尊位,此舉對士人的文化習得影響甚大,實際上已經初步奠定了士人文化體系的基本格局。而在構成六朝士人文化素養的諸因素中,其地位并不完全平等。“博學”常被置于首位,所謂博學,當指對于文化經典的全面掌握。自后漢開始,知名士人便不再固守一經,而是博通諸經,如鄭玄、馬融等人。六朝士人之博學,則更要詳覽群籍,如張華連圖緯方伎之書亦旁涉多通。更重要的,是對《老》《莊》等玄學經籍有精深研讀,并且有高超的清談能力。

諸文藝門類中,文學的地位要高于音樂、書畫諸藝。漢代以詞賦為小道,自曹丕在《典論.論文》中將文學提升為“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文章詞賦不再被視為小道,而是有了崇高的地位,由此興起了文學的自覺,并且在士人文化體系中一直居于高位。如《世說新語》共36門,《巧藝》屬第21門,涉及書法、繪畫、彈棋、圍棋等,而詞賦則被置于第4門《文學》之中。詞賦文章之外,精通音樂、書法、繪畫等技藝亦成為重要條件。

繪畫與其他藝術門類的關系如何?以嵇康為例,《三國志》和《晉書》本傳說他好《老》《莊》,能談論,善屬文,解音樂,卻沒有提及他的書畫才能。到了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中,方才提到嵇康“能屬詞,善鼓琴,工書畫”,并且是依照文學、音樂、書法、繪畫的次序加以描述。其中,書畫常常并稱,并且書居畫前。宋人顏延之在寫給王微的一封書信(《與王微書》,見《全宋文》卷三十七)中提到:“圖畫非止藝行,成當與《易》象同體,而工篆隸者,自以書巧為高。”王微在《敘畫》中引用了這句話:“工篆隸者,自以書巧為高。欲其并辯藻繪,覈其攸同。”王微意欲提高繪畫的地位,是時人認為書法高于繪畫之明證。對此,《世說新語》中的一則史料頗堪玩味:

戴安道就范宣學,視范所為,范讀書亦讀書,范抄書亦抄書,唯獨好畫。范以為無用,不宜勞思于此。戴乃畫《南都賦圖》,范看畢咨嗟,甚以為有益,始重畫。(《巧藝》六)

范宣列入《晉書》《儒林傳》,其人尚隱遁,征辟不出,入《隱逸傳》亦可。之所以歸入《儒林傳》,乃因其人以儒學立身。據《晉書》本傳記載,范宣好學不倦,博綜叢書,而尤善《三禮》。他深感正始以來玄風日熾,風氣蕩彌,而以儒家自持,遂有“太儒”③之稱。雖讀其書,卻言談不及《老》《莊》。范宣以講誦為業,名氣頗高,戴逵等遠近諸人皆來就學。范宣從經世治用的儒家觀之,認為繪畫無用,不宜耗費精力,而在看過戴逵所繪《南都賦圖》以后,卻“甚以為有益”,開始重視繪畫。范宣作為一個隱居不仕的儒家,在出身于世家大族的名士為主體的魏晉士人中,地位相對邊緣,其對繪畫的態度尚且有了變化,由輕視改為重視,則一般的世族中人,已將繪畫作為文化修養之一了。

另一位儒家,北齊顏之推,對于繪畫的態度同樣值得玩味。顏之推所著《顏氏家訓》共七卷二十篇,第十九篇為“雜藝”,所敘內容,依其次序,分別有書法、繪畫、射、卜筮、算術、醫方、琴、博弈、投壺、彈棋等。這一序列確顯駁雜,既有傳統的“六藝”(樂、射、書、數),又有游藝(博弈、投壺、彈棋),還有醫方、卜筮之屬。值得注意的是,顏之推將書法和繪畫列于首位,這反映出在齊梁時期,書畫在士人文化體系中已頗顯重要。就繪畫而言,顏之推指出:“畫繪之工,亦為妙矣,自古名士,多或能之。”盡管他肯定繪畫的娛樂功能:“玩閱古今,特可寶愛。”然而,像對待書法、算術等的態度一樣,他主張兼明則可,反對將其當成專業。顏之推將士人和工匠作了明確區分,他認為,對于士人而言,尤其是對于官未通顯之士人,如果精于書畫之藝,很可能會被公私使令,承擔猥役,與諸工雜處,招恥受辱。因此他反復告誡子孫,所習諸藝不可過精。他例舉了韋誕戒子孫勿復學書,王羲之以能書自蔽,王褒苦于筆硯之役,吳縣顧士端父子擅長丹青,而被梁元帝所使,每懷羞恨,彭城劉岳為陸護軍畫支江寺壁,與諸工巧雜處等故事,來說明此點。顯然,顏之推是將諸藝視為士大夫修養心性、消愁釋憒之物。正如清人李方膺所說:“以畫為業則賤,以來自娛則貴。”實際上,六朝之后的整個中國古代社會,士人莫不以被視為職業畫家為恥,如唐代閻立本、宋代李成、郭熙,明代陳洪綬,清代曹雪芹,皆有類似故事傳世。這也是文人畫與院畫形成對立,并且文人畫占據主流的重要原因。

三、六朝繪畫的功能

東漢王延壽在《魯靈光殿賦》中,有一段文字涉及到了繪畫的功能問題:

圖畫天地,品類群生。雜物奇怪,山神海靈。寫載其狀,托之丹青。千變萬化,事各繆形。隨色象類,曲得其情。上紀開辟,遂古之初。五龍比翼,人皇九頭。伏羲鱗身,女媧蛇軀。鴻荒樸略,厥狀睢盱。煥炳可觀,黃帝唐虞。軒冕以庸,衣裳有殊。上及三后,淫妃亂主。忠臣孝子,烈士貞女。賢愚成敗,靡不載敘。惡以誡世,善以示后。[5](589)

學者在引用這段話時,常常關注最后一句:“惡以誡世,善以示后”,認為其強調了繪畫的誡世揚善功能。這自無疑義。不過,這段話能夠給我們更多的信息。“圖畫天地,品類群生”之說,首先告訴我們的是繪畫的知識學功能,即記錄或呈現天地自然、世間萬象。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三“述古之秘畫珍圖”,中有《五星八卦二十八宿圖》《十二星官圖》《日月交會九道圖》《望氣圖》《河圖》《山海經圖》《地形方丈圖》《百國人圖》《地形圖》之屬。這些圖畫,以視覺化的方式呈現實存或想象中的自然萬物,能夠反映時人的宇宙觀,具有文獻學的意義。就其對山川河渠的記錄而言,對于國家治理不無裨益,因此具有政治學上的價值。而對于天地開辟以來神話或歷史人物的描述,則頗能強化人們對于民族歷史的認知與記憶,從而增強自我認同感。

其中,繪畫的鑒誡功能得到了極大突出?!蹲髠鳌分芯陀?ldquo;鑄鼎象物”之說,其目的是“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奸”?!犊鬃蛹艺Z.觀周》記載孔子觀明堂,看到四門墻壁上畫有堯舜與桀紂之像,“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6](132)漢代以來,繪畫具有勸誡功能成為共識。如曹植在《畫贊序》中說:“觀畫者,見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見三季暴主,莫不悲惋;見篡臣賊嗣,莫不切齒;見高節妙士,莫不忘食;見忠節死難,莫不抗首;見放臣斥子,莫不嘆息;見淫夫妒婦,莫不側目;見令妃順后,莫不嘉貴。是知存乎鑒戒者圖畫也。”[7](12)何晏在《景福殿賦》中提到:“圖像古昔,以當箴規。”后世在論及繪畫之功能時,莫不有類似表述,如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中說:“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7](27)唐代裴孝源在《貞觀公私畫錄》中提到:“其于忠臣孝子,賢愚美惡,莫不圖之屋壁,以訓將來。”[7](16)北宋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指出:“自帝王名公巨儒相襲而畫者,皆有所為述作也。如今成都周公禮殿,有西晉益州刺史張牧畫三皇、五帝、三代至漢以來君臣賢圣人物,燦然滿殿,令人識萬世禮樂。”[7](648-649)米芾在《畫史》中指出“古人圖畫,無非勸戒”。明代宋濂在《畫原》中提到繪畫有“助名教而翼群倫”的功能。清代松年在《頤園論畫》中提到:“古人左圖右史,本為觸目驚心,非徒玩好,實有益于身心之作,或傳忠孝節義,或傳懿行嘉言,莫非足資觀感者,斷非后人圖繪淫冶美麗以娛目者比也。”[7](326)

繪畫的勸誡功能,不只表現于圖繪古人,還對當世人物進行摹寫,予以表彰留念。據《漢書》卷五十四《李廣蘇建傳》記載,漢武帝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于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漢明帝時,曾繪云臺二十八將。王充在《論衡.須頌》中提到:“宣帝之時,畫圖漢烈士,或不在畫上者,子孫恥之,何則?父祖不賢,故不畫圖也。”

顯然,這些具有勸誡之功的繪畫,全為人物畫。也就是說,在將繪畫視作具有政治功利目的的時期,人物畫具有絕對優勢。東晉顧愷之說:“凡畫:人最難,次山水,次狗馬,臺榭一定器耳,難成而易好,不待遷想妙得也。”[7](347)認為人物畫最難畫,將人物畫排在山水畫之前,即是表明了人物畫的核心地位。

不過,繪畫的意義確又發生了變化。如上所論,像文學、書法一樣,繪畫的地位在六朝有了提高。王充對于繪畫尚有所不屑,“人好觀圖畫,夫所畫者古之死人也,見死人之面,孰與觀其言行?古昔之遺文,竹帛之所載燦然,豈徒墻壁之畫哉?”[7](8)在他看來,就記言記行之功能而言,繪畫并不能與文籍相提并論。當然,王充作為邊緣士人,頗有些憤世嫉俗,其觀點往往與時流相反。他的輕視態度,恰能說明時人對于繪畫的觀賞已經蔚成風氣。時至魏晉,士人已將繪畫與文籍相比,如陸機所云:“丹青之興,比《雅》《頌》之述作,美大業之馨香。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畫。”[7](13)王廙則指出:“學書則知積學可以致遠,學畫可以知師弟子行己之道。”[7](14)將書畫并列,并且認為其對于為學修身有重要意義。南朝宋王微更進一步,提出“圖畫非止藝行,成當與《易》象同體”,認為繪畫不僅僅是一種技藝,而且與反映天地自然之道的《易》象同體,上升到了至高的地位。到了唐代,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中進一步提出:“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四時并運,發于天然,非繇述作。”則是對繪畫“與《易》象同體”的展開說明。

東晉之世,山水審美大興,及至南朝,山水畫逐漸興起,繪畫的審美價值開始受到矚目。如南朝宋宗炳在《畫山水序》中提出了“暢神”之說:“峰岫峣嶷,云林森渺,圣賢映于絕代,萬趣融其神思,余復何為哉?暢神而已,神之所暢,孰有先焉!”[7](584)王微在《敘畫》中也有一段著名的表述:“望秋云,神飛揚,臨春風,思浩蕩,雖有金石之樂,珪璋之琛,豈能仿佛之哉?披圖按牒,效異山海,綠林揚風,白水激澗,嗚呼!豈獨運諸指掌,亦以神明降之,此畫之情也。”[7](585)都是強調自然山水以及山水畫給人帶來的美妙的審美感受。南朝姚最在《續畫品》中評價擅長人物畫的嵇寶鈞、聶松時,指出“二人無的師范,而意兼真俗。賦彩鮮麗,觀者悅情”,[7](374)同樣從審美的角度予以品評,強調其美學形式以及觀賞功能了。所以陳衡恪說:“六朝以前之繪畫大抵為人倫之補助,政教之方便,或為建筑之裝飾,藝術尚未脫束縛。迨至六朝,則美術具獨立之精神,審美之風尚因以興起,漸見自由藝術之萌芽,其技能頓進。”[8](234)這種觀點,恰當地表明了六朝繪畫功能的變遷。

注釋:

①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敘畫之興廢》。此條原文:“漢明雅好丹青,別開畫室。又創立鴻都學,以集天下奇藝,天下之藝云集。”許多學者常據此認為漢明帝創立了鴻都學。實際上應為漢靈帝?!逗鬂h書.孝靈帝紀》中說:“始置鴻都門學生。”《蔡邕傳》中亦提到:“光和元年,遂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

②有的學者以“文人畫家”稱之,不過學界通常所說的“文人畫”似有專指,指的是宋代畫院成立之后,與院畫形成對立的繪畫形式。

③《晉書》卷九十一《范宣傳》:庾爰之以宣素貧,加年荒疾疫,厚餉給之,宣又不受。爰之問宣曰:“君博學通綜,何以太儒?”宣曰:“漢興,貴經術,至于石渠之論,實以儒為弊。正始以來,世尚老莊。逮晉之初,競以裸裎為高。仆誠太儒,然‘丘不與易’。”宣言談未嘗及《老》《莊》??陀袉柸松c憂俱生,不知此語何出。宣云:“出《莊子.至樂篇》。”客曰:“君言不讀《老》《莊》,何由識此?”宣笑曰:“小時嘗一覽。”時人莫之測也。

參考文獻:

[1]李修建.雷蒙德.弗思的藝術人類學研究[J].思想戰線.2011(1).

[2]王根林點校.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3](南朝宋)范曄.《后漢書》卷七十七《酷吏列傳》。

[4]王伯敏.中國繪畫通史(上)[M].北京:三聯書店,2008.

[5](清)嚴可均.全后漢文(下)[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6]王國軒、王秀梅譯注.孔子家語[M].北京:中華書局,2011.

[7]俞劍華.中國古代畫論類編[M].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7.

[8]陳衡恪.中國繪畫史[M].北京:時代文藝出版社,2009.

OntheViewofPaintinginSix-Dynasties

LiXiu-jian

(InstituteofAnthropologyofArt,ChineseNationalAcademyofArts,Beijing10029)

Abstract:Ingeneral,six-dynastiesisregardedastheconscientiouseraofliteratureandart,butthepositionofartisticclassarenotidentical.AroundWeiandJindynasties,thepainter’sstatuschangedfromanonymouscraftsmentoLiterati.Thepositionofpaintingislowerthanliterature,musicandcalligraphyintheculturalsystemofsix-dynasties,butstillbecameaembodimentofscholars’culturalliteracy.Thefunctionoffigurepaintingwasmoraleducation, butthelandscapepaintingwasmainlyfortheaestheticpurpose.

Keywords: six-dynasties;Literatipainters;culturalsystem;thefunctionofpai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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