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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思炎:劉錫誠——民俗學理論家與探索者

[日期:2019-12-04] 來源:<廣西民族學院學報>2003年第1期  作者:陶思炎 [字體: ]

[摘要] 劉錫誠先生從事民間文藝學和民俗學研究凡40余年,作為理論家和探索者,近年在原始藝術和文化模式的研究方面卓有成就,其《中國原始藝術》和《象征--對一種民間文化模式的考察》等著作在理論探索、實證研究和學科建設方面均有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 劉錫誠;民間文藝學;民俗學;原始藝術;文化模式

劉錫誠是我國當代著名的民俗學家和文學評論家,自1957年畢業于北京大學以來,一直活躍在中國的理論界和學術界,雖多年擔任《文藝報》、《民間文學》、《民間文學論壇》等雜志的主任或主編,并曾在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中國俗文學學會等學術團體任領導職務,但敏于探索,勤于筆耕,中年過后更見真知灼見迭出,不絕才思泉涌。

 

劉錫誠先生的學術研究在民間文藝學、民俗學、原始藝術、文化模式等領域最具前瞻性和示范性。從1958年編譯出版《蘇聯民間文學論文選》到2002年出版學術專著《象征――對一種民間文化模式的考察》,劉錫誠先生一方面倡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民間文藝學,另一方面,在方法論上強調整體研究和實證研究,并身體力行,不斷在研究實踐中探索新路。

民間文學作為“口承文學”,是中國民俗學研究對象中長期較受重視的領域。數十年來,我國學術界一直援引俄國作家高爾基的觀點,認為“民間文學”“主要是勞動群眾的口頭創作”,并稱“民間文學是勞動人民從其勞動和社會經驗中抽取出來的知識總匯”。①在一些辭書中,“民間文學”也被界定為“人民的口頭文學創作。指以勞動人民為主體創作并在人民群眾中流傳的口頭文學作品。”②劉錫誠先生專注于民間文學理論的思考,在上個世紀的80年代就已提出民間文學既是一種文學現象,又是一種文化史現象,并指出,我們的 民間文學理論研究,“要從中國的多民族的民間文學的實際情況出發,要有我們的民族特點,要符合中國的國情。”③

 

什么是中國民間文學的實際呢?劉錫誠先生認為,中國民間文學是由五十六個兄弟民族的絢麗多彩的民間文學組成的,他們的心理素質、思維方式、文化素養、所處的地理和氣候條件不同,特別是當他們迎來了新中國時,所處的社會歷史發展階段不同,這樣,我國的民間文學便構成了一幅相當完整的社會發展史的畫面。因此,我們為了研究民間文學的規律,要去探討民間文學與民俗、與社會發展、與民族特性、與文化發展乃至作家文學、與地理自然條件等諸方面的關系,從而形成研究民間文學的學科。劉錫誠先生的上述觀點不僅對民間文學的主體從民族,而不是從階級、階層作出了重新界定,而且其勾畫的研究內涵突破了狹義文學的范疇,推動了民間文藝理論的深化。

自1984年5月28日文化部、國家民委和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聯合簽署并下達編輯民間文學三套集成的文件以來,經十數年的工作,普查、編纂階段已經結束,繼江蘇、浙江之后,各省市卷本正陸續出版。在這一背景下,劉錫誠先生適時提出了民間文藝的“后集成時期”的概念,提出對80年代的普查評估問題,從搜集轉向研究、在研究中進行搜集的問題,民間文藝開展國際交流問題,資源共享與數字化工程問題等,對我國民間文藝的發展及時作出了引導。

 

針對當前民間文學事業存在的令人焦灼的隱憂,劉錫誠先生再次提出學科建設的問題。他發現專業人員正進入一個自然換代的高峰時期,專業機構中的高素質研究人員流失嚴重,專業人員的青黃不接造成了民間文學工作的斷檔,同時,學科調整的不合理,也造成了人員的嚴重流失和學科水平的下降,此外,學人的思維定勢也是阻礙民間文學研究前進和學術水平提高的因素。他指出,民間文化和儒家思想共同構成了源遠流長、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同時,民間文藝學是現代學,在社會轉型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在改革開放的步伐中,社會結構發生著劇烈的變化,新的民間文學每時每刻都在普通老百姓中間被創作出來,如果我們忽略或放棄了這方面的工作,當代民間文學將成為新的空白,我們也因此而成為歷史的罪人。為此,劉錫誠先生公開呼吁恢復民間文學原有的二級學科地位,以給我國民間文藝的搜集、研究、繼承和發展提供一個合理的良好環境。④

 

民俗學在我國人文社會科學中是一門相對年輕的學科,但也走過了近一個世紀的風雨歷程。民俗學研究的對象,包括民間習俗和信仰、民間文學和民間藝術等,在時間范疇上既包括古代的舊俗,又包括當代的新俗。面對世紀之交的中國民俗學,劉錫誠先生曾強調民俗學首先是一門當代學,因為任何民俗都是流動著的,鮮活的文化現象,都是與那個時代的社會生活相適應的。民俗學是當代學的觀點有助于動態地、歷史地把握民俗與社會生活的關系,有利于服務當代社會的應用民俗學的創立。

中華民族是一個有五千文明史的多元一體的民族,就整體來說,從來有豐富深厚的民俗文化相伴隨,一刻也沒有中斷過、消失過和湮滅過?;谶@一認識,劉錫誠先生指出,一個民族或國家應該有自己的國學,而他的民俗文化才是真正的國學。民俗作為國情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國情和國運起著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而研究國情,如果置民俗于不顧,或忽略了民俗,那將會犯歷史性的錯誤。優良的民俗事象和民俗傳統,尤其是在歷史發展中形成的一些好的禮俗和道德規范,對群體、乃至國家、民族的凝聚力的形成,起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對社會發展和社會穩定起著整合和促進的作用。但是,在民俗問題上固守教條主義和庸俗社會學觀點的人,閉眼不看和故意忽略民俗對社會發展和認識國情的積極作用,過分地夸大了民俗的歷史惰性及其危害性。劉錫誠先生指出,那些鼎鼎大名的新儒學家、新國學家們,從不承認中華文化是多元的,中國大陸近年新儒學學者們提出的“普遍和諧”或“和合精神”理論,與梁漱溟當年提出和堅持的“調和持中”,即使沒有直接聯系,也并沒有什么原則的區別。在儒家思想的框架內解讀和闡釋中國文化精神的一切努力所以是失敗的,所以是徒勞的,在劉錫誠看來,是因為他們都在排斥生長和長存于普通老百姓中間的和少數民族中間的下層文化或民俗文化及其基本精神。他由此提出要進行中國文化精神的整合,即重新認識和重新定位儒家文化精神和民俗文化精神,并在當今全球化的新形勢下,為中國文化的繼承、發展、吸收、更新制定新的策略。⑤這一理論對民俗學的發展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

 

劉錫誠先生在民俗學研究中還提出,重視田野調查、民俗學是實證科學、發展“旅游民俗學”等觀點,并在他所主編的《中華民俗文叢》、《蝙蝠叢書》、《妙峰山•世紀之交的中國民俗流變》、《三足烏文叢》等一系列著作中體現出來。

 

民間藝術和原始藝術作為民俗學研究的對象受到關注較晚,其研究迄今仍不夠充分。原始藝術是人類童年時期的創作,是他們生活、信仰、心理、智巧、欲望的記錄和表達。由于原始人類與大自然先天的親和情感,在相當長的歷史階段中,他們以人格化和物格化的雙向思維尋找自身的定位,并確立與自然間的想象的和諧同一關系。原始藝術以自然物和人工物為媒介,以刻紋、圖畫、工具、器用、聲響、語言、動作、色彩、符號為手段,表達對自然與社會的審美情感,并服務于生活的目的。在原始藝術中,有形的圖像往往與無形的前邏輯思維及一去不返的洪荒時代相聯系,故大多在現代人看來怪誕、神秘,而難解其趣。

劉錫誠先生于1998年出版了《中國原始藝術》一書,開始了對這一艱難課題的系統化研究。他運用考古學、人類學、宗教學、民俗學、文藝學、藝術學等人文科學的成就與方法,對中國本土的原始藝術、原始思維、藝術起源、原始宗教、原始神話進行了跨學科的綜合研究和實證研究,使其著作成為系統研究中國原始藝術的開山之作,并受到鍾敬文先生的贊揚。

 

《中國原始藝術》全書除“導言”外,共列12章,其標題分別為:“概說”、“人體裝飾”、“新石器時代的陶器裝飾藝術”、“原始雕塑”、“史前巨石建筑”、“史前玉雕藝術”、“原始巖畫”、“原始繪畫”、“原始舞蹈”、“原始詩歌”、“原始神話”和“結束語”。如此眾多的問題,需要大量占有資料,并加以嚴謹的考辨和釋證。資料從何而來?作者在“結束語”中寫道:“作為我的研究對象的原始藝術資料,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考古發掘得來的資料;二是古文獻上記載的資料;三是從近現代還處在原始氏族社會末期的民族中搜集來的資料。”

它包括實物資料、文獻資料、行為資料、語言資料、信仰資料,尤其是第三個來源,作者以民俗學家的眼光彌補了一般單純考古的或歷史的、文獻的或考據的不足,融攝更多鮮活的非文字、非物質的資料,使著作豐滿而科學。正如著名評論家何西來先生所說:《中國原始藝術》“這是一部下了功夫的書,有價值,見分量,論證扎實,學風謹嚴,很值得向學界朋友和廣大讀者推薦。”⑥

 

《中國原始藝術》在收羅盡可能豐富的原始藝術資料的同時,十分注意方法與手段的運用。作者力避“望圖主義”和“因形比附”的不實學風,強調“實證的方法”和“地理的方法”,并運用歸納、分析和類比的手段,以探尋和闡釋研究對象所隱藏的原始含義,發現和揭示其中的規律。作者提出了走進原始人所獨有的“文化情景”的口號,要求現代人在研究中努力用原始人的思維方式去感知和理解原始藝術品。要做到這點并非易事,要求有深厚的學養和綜合的技能,并能把握角色的轉換而不失科學的結論。劉錫誠先生探索了走進原始人“文化情景”的路徑,并把讀者引入了原始藝術那迷離斑斕的神秘世界。

《中國原始藝術》還讓人們思考現代藝術與民族藝術的關聯,以及未來藝術與原始藝術的關聯,從而開啟研究與創作的新視角。

 

對文化模式的考察與探究是劉錫誠先生近年的理論思考和研究實踐,他以《象征――對一種民間文化模式的考察》一書(學苑出版社2002年版)繼續著自己的理論探索與實證研究的倡導。

 

象征是原始文化最基本的生成方式和表現模式,也是中國文化最具魅力的傳統特色。中國古代哲學將“象”、“形”或“象”、“器”相對,《易傳》有“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之載,有“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之說,并提出“立象以盡意”的命題??梢?,“形”、“器”相連,“象”、“意”相承,“器”以“形”顯,而“意”以“象”隱。文化象征往往表現為物理、事理、心理與哲理的統成與轉合。黑格爾曾指出,“象征”無論就它的概念來說,還是就它在歷史上出現的次第來說,都是藝術的開始。⑦而美國人類學家萊斯利•懷特則稱“象征是人類的宇宙”。

象征作為原始思維的產物,實際上,它又是一種文化創造方式,其意義與本體間不呈直接的因果關系,僅建筑在相似的聯想和文化認同之上,從而創造出自身的“密碼”。象征又被稱作是“交流的媒介”,潛留著一定族群對自然、社會與自我相互關系的感受與概括,人們循此能超越時空,實現今人與古人的對話。那么,究竟什么是“象征”的定義呢?劉錫誠先生作了如下的概括:“象征是以外在的感性事物的形象,暗示一種抽象的、普遍性的意義。”他還指出,象征不是哪一個人的創造和發明,而是在眾多的人們心靈中顯現出來、經過漫長時間積淀而成的一種集體表象,其首要特點是暗喻和暗示。⑧

 

劉錫誠先生在自己的著作中分10章展開對象征的研討,即第一章“什么是文化象征”,第二章“失落了的意象”,第三章“動物的人文角色意義”,第四章“社――通古達今”,第五章“薩滿文化象征”,第六章“儺:除舊德立新德”,第七章“鍾馗信仰與傳說”,第八章“神秘數字與天人合一”,第九章“顏色崇尚與文化模式”,第十章“且看村翁壁上圖”。在上述10章中除了集中進行了象征理論的研討,更多是對象征的類型及其主要的象征物展開了實證研究,諸如石頭、葫蘆、鳥、樹、九尾狐、鼠、狗、豬、雞、社、薩滿、儺、鐘馗、數字、顏色、年畫等,以揭示其中的抽象的、普遍的意義??梢哉f,劉先生的這部著作完成了他所希冀的使命。

德國學者漢斯•比德曼說過這樣一句話:“討論象征通常是一種仁慈的行為,意在幫助人們享受古老的精神財富并使這些遺寶得以枯木逢春。”⑨劉錫誠先生對象征的研討正是一種“仁慈的行為”,其目的是把中國文化的象征學或符號學這門學科建立起來。我們可以說,由于劉錫誠先生的理論闡發和實證探索,以及其他學者的共同努力,我們正一步步地接近了這一學科建設的目標。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作為民俗學理論家和探索者,劉錫誠先生的研究工作正如日中天,我們祝愿這只學界的“三足烏”,在奔向光明的征途中飛得更高,走得更遠!

 

注釋:
 見鍾敬文主編:《民間文學概論》第2-3頁,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年版。
 見張紫晨主編:《中外民俗學詞典》第164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見劉錫誠《民間文學理論建設芻議》文,載《原始藝術與民間文學》第113頁,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8年版。
 參見劉錫誠《關于當前民間文藝的幾點思考》文,載《東南大學學報》2001年第4期。
 參見劉錫誠《民俗與國情備忘錄》一文,載《報告文學》2002年第9期。
 見《書與人》1999年第6期,第84頁。
 黑格爾:《美學》第2卷第9頁,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
 參見劉錫誠:《象征――對一種民間文化模式的考察》第8頁,學苑出版社2002年版。
 見漢斯•比德曼:《世界文化象征辭典•前言》,漓江出版社2000年版。

[作者簡介] 陶思炎(1947-),男,漢族,江蘇南京人,東南大學藝術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江蘇
南京,郵編:210096。
原載<廣西民族學院學報>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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