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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書峰 | 中國舞蹈人類學研究再思考

[日期:2022-06-17] 來源:《南京藝術學院學報》(音樂與表演)2022年第1期  作者: [字體: ]

[摘 要] 舞蹈人類學是將舞蹈本體形態結構與身體語言的文化表征置于其特定的歷史、社會、政治、宗教、民俗等綜合語境中進行系統的互動關系考察。它多關注于將身體語言建構的舞蹈文本放置在樂舞表演語境中,考察樂舞本體藝術結構特征與其文化表征之間的相互指涉關系,以及將樂舞本體建構過程與表演行為作為一種文化展演來進行考察的學術理念與研究范式。同時,中國的舞蹈人類學研究應加強“新文科”視野下的,并基于田野工作基礎上的跨學科性質的應用與歷史層面的舞蹈人類學研究。

[關鍵詞] 身體;文本;語境;表征;舞蹈人類學;舞蹈民族志

[作者簡介] 趙書峰(1972- ) ,河南項城市人,博士,教授,湖南省“芙蓉學者”特聘教授,湖南師范大學音樂學院博士生導師,海南大學兼職教授,研究方向:民族音樂學。

一、國內外舞蹈人類學研究現狀簡述

 

國外早期具有舞蹈人類學理念的研究多是人類學家從事的工作,后來受到民族音樂學(音樂人類學)的影響,西方舞蹈理論界開始將研究視角投向基于文化語境中的舞蹈研究或者將舞蹈本體、身體語言的構成置于特定的民俗儀式表演語境中來考察,重點審視舞蹈藝術形態風格特征與其文化表征之間的互動關系考察。在研究范式上開始關注基于田野工作基礎上的田野舞蹈民族志書寫與表述風格,同時針對田野中的舞蹈民族志的理論與方法問題展開諸多討論。如特里薩•布克蘭德(Theresa J. Buckland)主編《田野中的舞蹈:舞蹈民族志的理論、方法與問題》,從舞蹈民族志的理論維度,田野調查與檔案之間的關系、編舞筆記、電影舞蹈研究、傳統音樂/舞蹈的相互關系,以及田野工作中的政治、道德與權力關系,“家門口”的舞蹈民族志等等問題展開的深入研究。Dena Davida主編的《動態的領域:舞蹈世界中的民族志》,針對舞蹈民族志、自傳式舞蹈民族志寫作、舞蹈紀錄片制作、舞臺創作與教學法、“自我舞蹈民族志研究”,以及古典舞蹈課中的身體建構等問題進行的深入討論。丹克沃思•E•琳達,大衛·R·安主編《舞蹈民族志與全球視野:身份、具象和文化》,重點討論了“民族志田野調查、理論和傳統舞蹈表現的全球視角”“傳統、現代性和真實性問題”“社交舞蹈活動和旅游業產生的文化身份問題”“民族舞蹈學個案分析”“舞蹈表征文化身份和創造社會途徑”“社會心理職業、性別和文本表征中的舞蹈”等等問題。保羅·斯賓塞《社會與舞蹈:過程與表演的社會人類學》是基于社會人類學的視角關注舞蹈表演與社會、族群認同等之間的關系問題的研究。 

當下,中國舞蹈人類學的研究成果基本是對西方舞蹈人類學與舞蹈民族志理論與實踐的翻譯、介紹與總結。主要特點如下:第一,針對“民族舞蹈學”與“舞蹈人類學”概念的辨析;如歐建平《舞蹈人類學引論》、王建民《舞蹈人類學的概念辨析與討論》、江東《Dance Anthropology 與 Ethnochoreology》、樸永光《“民族舞蹈學”建構再思考》、劉曉真《舞蹈人類學、方法論和中國經驗(上、下)》、艾德麗安·L.凱普勒,李修建《舞蹈民族志與舞蹈人類學》、張曦《文化概念與舞蹈人類學》,等等;第二,關于舞蹈人類學與舞蹈民族志的理論思考。如張素琴、劉建《舞蹈身體語言學》,該著結合結構主義與符號學、人類學、現象學等跨學科理論,針對舞蹈身體語言的形成、舞蹈表演空間的拓展與再生產等諸多問題展開深度闡釋。車延芬的博士論文《從舞譜到舞蹈 ——文化復興中的文本、表演與身體記憶》、高仙玉的博士論文《中國朝鮮族舞蹈與韓國民族舞蹈比較研究 ——以舞蹈人類學為視角》、何娟娟的碩士學位論文《廣西金秀坳瑤黃泥鼓舞的田野調查與研究》、劉柳的兩篇文章(《西方身體理論在舞蹈人類學研究中的鏡像及反思》、《知識社會學視域下的舞蹈人類學范式轉換》)、王志權《西方后現代舞蹈民族志研究述評》、王超《田野中的舞蹈——對舞蹈民族志的思考》;第三,舞蹈人類學的微觀個案研究。如李永祥《舞蹈人類學與彝族民間煙盒舞》、張遠滿《從土家族擺手舞看舞蹈民俗學的身體性》、馮莉《神話敘事與儀式身體——以納西族東巴儀式舞蹈為例》等等。從舞蹈人類學的發展歷程看出,西方舞蹈人類學的研究始終與民族音樂學的研究觀念關系密切,而且諸多的民俗舞蹈文化的研究多是從民族音樂學家關于民俗儀式樂舞的相關研究切入的,而且研究方法、研究焦點等等都大同小異,唯一不同的舞蹈人類學更加關注從身體敘事語言切入關注舞蹈本體形態的建構過程與其特定表演語境中的文化表征之互動關系。民族音樂學則更多側重于從音樂本體形態與生成邏輯來透析音樂與文化表征之勾連關系。換言之,舞蹈人類學則是從身體研究出發關注舞蹈與表征之關系,而民族音樂學從音樂本體出發透析其深層的文化邏輯。民族音樂學家海倫•邁爾斯主編的《民族音樂學導論》第十二章“舞蹈”(茱蒂絲•林恩•漢納撰寫),專門針對舞“學科與概念的形成”“舞蹈與音樂關系”“數據收集和分析的方法”三個問題展開深入的分析思考。英國著名音樂人類學家約翰·布萊金的研究中,經常關注舞蹈人類學的研究。尤其是“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人類學家已經研究了不同的舞蹈形態,進行了動作分析。……不僅包含對情景的描述,也包含對文本信息的描述,這里的‘文本’即對身體動作本身的描述。舞蹈研究人員不僅來自舞蹈學科,也來自音樂、民族音樂學、民俗學、戲劇、表演研究和文學等學科。” 又如,每一屆的國際傳統音樂年會(ICTM)提交的論文發言部分主題就是圍繞舞蹈人類學的研究視角展開的。

實際上不單單是西方民族音樂學研究領域非常關注舞蹈人類學的研究,國內民族音樂學研究領域也是較早關注具有舞蹈人類學視野下的民俗(儀式)舞蹈的田野與理論個案問題的研究。比如,民族音樂學家,中央音樂學院楊民康教授撰寫的《中國民間歌舞音樂》(1996年版),作者結合符號學、語義學理論,針對中國北方秧歌與“薩滿舞”,以及南方的“花鼓舞”“采茶舞”“花燈”“象腳鼓舞”“銅鼓舞”“蘆笙舞”“師公舞”等民間(儀式)樂舞的分類與形態特征、藝術功能、語義功能給予的深入思考??梢哉f,這是中國民族音樂學領域給國內舞蹈人類學理論研究的拓展提供的一本非常重要的理論參考文獻。又如李曉婷碩士學位論文《儀式與展演——坳瑤“跳盤皇”樂舞的雙重變遷與族性堅守》,作者結合民族音樂學理論,針對廣西坳瑤“跳盤皇”儀式及其儀式樂舞中“黃泥鼓舞”的文化功能變遷與樂舞的族性問題展開分析討論??梢钥闯?,國內外民族音樂學與舞蹈人類學領域之間從研究理念、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研究目的等方面存在諸多相似之處。

總之,與國外較為成熟的舞蹈人類學研究相比,國內研究還尚處于起步階段。其一,在國外舞蹈人類學經典文獻的翻譯方面還做得不夠;其二,與民族音樂學在中國的發展現狀相比,目前尚處于初始階段,還停留在關于“民族舞蹈學”“舞蹈人類學”的學科概念的爭議問題上。所以,不管是稱“民族舞蹈學”還是“舞蹈人類學”,從研究理念、研究方法、研究范式、關注的問題意識來看都是相同的,都是聚焦于舞蹈本體形態與其文化表征之間的互動關系問題的思考。目前雖有部分成果,但是在舞蹈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研究方面還不夠系統化,尤其缺乏基于扎實田野工作基礎上的舞蹈人類學理論與個案研究成果。其三,舞蹈人類學多是其他人文社科研究的學者關注的,舞蹈理論界目前關注度不夠。其四,缺少關于舞蹈作品生成過程的舞蹈民族志的個案書寫。當下人文社會科學的跨學科研究,給中國的舞蹈人類學研究提供諸多學術契機,期待更多的跨學科團隊加入到此項研究中去。

 

二、 舞蹈人類學與舞蹈民族志概念辨析

 

舞蹈人類學是將舞蹈本體的形態特征置于特有的表演語境中進行互動關系研究,將舞蹈的結構生成與表演風格、身體語言敘事置于其特有的社會、歷史、政治、民俗、宗教等綜合語境中進行互動觀照。即重點考察舞蹈與政治、舞蹈與社會、舞蹈與宗教等等之間的互動關系研究。不但關注與舞蹈風格生成有關的民俗與宗教觀念,而且重視舞蹈表演過程中的表演行為過程的考察研究,同時對于舞蹈本體、舞蹈表演文本的結構特征也是舞蹈人類學研究者關注的重點。換言之,舞蹈人類學——強調將舞蹈置于特定的社會、歷史、政治語境中進行考察,或者將舞蹈作為一種文化符號來研究,重點關注舞蹈與社會、舞蹈與政治、舞蹈與宗教,或者身體與社會、身體與政治之間的互動關系考察;不但包括對表演語境的描述,而且包含對文本信息的描述,文本即是指身體動作本身的描述。舞蹈人類學研究就是要探尋舞蹈—儀式—音樂—表征之間的互動關系。美國人類學家博厄斯研究夸扣特爾人 (Kwakiutl)、印第安人舞蹈時,就發現這些舞蹈都源于社會與宗教場景,儀式功能往往通過舞蹈的象征行為來得以表達。由此博厄斯認為研究舞蹈就是要探尋與儀式、音樂之間的內在聯系,當地人的生活節奏與情緒表達影響著舞蹈及其他的藝術形式。比如云南佤族的木鼓舞是與其族群的宗教祭祀儀式密切聯系。從選樹、砍樹、運樹等等系列活動都帶有鮮明的宗教儀式特征,同時佤族的木鼓舞也是與其族群原始崇拜等有直接關系。又如,過山瑤長鼓舞通常是在盤王祭祀儀式中跳的一種傳統儀式樂舞,它是用音樂與舞蹈作為敘事表征呈現對于過山瑤祖先信仰的一種宗教認同。過山瑤長鼓舞與土家族擺手舞在文化表征方面有諸多共同之處,都是通過運用身體語言作為敘事手段,來重構過山瑤、土家族族群發展、社會、生活、宗教等原始的文化記憶。上述兩者都是將其族群的原始信仰、日常生活與勞作等等以身體敘事的方式作為表征手段,來重構其原始的文化與歷史記憶。因此,對于傳統舞蹈的考察研究不但關注舞蹈身體語言、身體敘事結構,同時要將樂舞置于其族群傳統的宗教信仰儀式語境中進行考察分析。

舞蹈人類學研究通常關注作為社會性、文化性的身體敘事來實現符號化的文化表達。中國傳統舞蹈多是依附于特定族群的宗教與民俗儀式中的,通過音樂與身體敘事語言來實現其儀式的象征性、有效性特征。因此,傳統舞蹈的身體敘事即代表一種社會性、儀式性、象征性的身體表達,通過身體敘事來呈現特定文化語境中的族群傳統的社會、歷史、宗教與民俗記憶,通過儀式舞蹈的身體表達來重構族群的集體歷史記憶。尤其在少數民族儀式樂舞中更能呈現上述特征,對于中國傳統舞蹈的考察研究,若將其樂舞本體剝離出原生的儀式語境進行考察,將是不完整的,因為它忽略了傳統樂舞的深層隱喻與其依附的文化土壤之間的關聯性思考。“傳統的舞蹈研究主要是從舞蹈結構、韻律、節奏、內涵意義等方面進行探討的,而人類學家則更多地關注身體以外的東西。這是人類學家研究舞蹈與舞蹈研究者研究舞蹈的區別之一。同時,關注舞蹈本身和關注舞蹈之外的文化符號也是歐洲和美國的研究區別之一。歐洲的舞蹈研究者源于民族音樂學和民俗學,他們關注本地區的舞蹈和舞蹈的結構,而美國的舞蹈研究者則研究跳舞者,而非舞蹈自身的結構。因此,美國的舞蹈人類學研究者主要是一些人類學家。” 

舞蹈民族志研究主要是受到人類學的民族志(文化志)的書寫范式的影響,強調對特有的舞蹈表演過程的描述與記錄,尤其受到吉爾茲的闡釋人類學的影響下,舞蹈民族志不但是對某一場舞蹈表演過程的“深描”,而且針對其表演過程中舞蹈表演場域中的表演者、觀眾,以及研究者之間的互動關系展開反思性書寫。即從研究者基于客位視角的觀察性質的描述與記錄,走向表演者與研究者之間互動過程的考察研究。舞蹈民族志研究是當今舞蹈人類學研究的一個熱點問題。當下,部分舞蹈理論研究者對于舞蹈民族志的研究力度不夠,尤其在民俗舞蹈的研究中,多關注舞蹈本體形態,舞蹈素材的搜集與整理,尤其忽略了民俗舞蹈的身體語言、身體動作,以及舞蹈表演空間(場域)的全程描述與記錄。尤其缺少舞蹈民族志的“深描”性質的書寫。當下,中國舞蹈人類學研究應大力加強舞蹈民族志的書寫研究,要針對少數民族民俗與宗教儀式中的舞蹈表演過程進行重點描述與記錄,全息性的關注特定民俗儀式中的舞蹈中的身體敘事如何表征儀式的有效性、象征性、宗教性,尤其要結合舞蹈民族志的書寫觀念,關注作為表演者的“執儀者”如何在特定的儀式展演場域,實現“人-神”之間的互動交流。所以,舞蹈人類學研究中倡導舞蹈民族志的書寫有助于宏觀性、整體性認知傳統舞蹈的身體敘事與其文化表征之間的互動關系問題。以實際的田野個案,以具體的問題意識為導向,結合文化人類學、民族音樂學、舞蹈人類學的研究理念,展開舞蹈民族志的“深描”書寫;某些舞蹈民族志作品還限于客位觀察性質的科學民族志的寫作范式,舞蹈研究者還缺少反思性的舞蹈民族志,或者后現代主義舞蹈民族志的書寫。特別是對研究過程的反思作為研究對象的研究還較為薄弱,大部分研究者對于舞蹈本體與風格的研究較多是從舞蹈文本形態、舞蹈風格展開的,對于舞蹈身體語言背后所表達的文化隱喻、文化表征關注不夠,即只關注舞蹈文本,忽略對舞蹈表演語境的深入考察。比如筆者的研究團隊就是對湘、粵、桂區域過山瑤傳統舞蹈展開的舞蹈民族志書寫,即針對該區域的傳統儀式舞蹈結合田野工作展開的“深描”,重點關注過山瑤傳統儀式舞蹈的結構與儀式象征、舞蹈的形態結構特征與瑤族傳統的歷史、社會、民俗等之間的互動關系,即將過山瑤傳統舞蹈的結構生成與身體敘事特征置于瑤族族群、社會、歷史發展的綜合語境中進行互動觀照與審視。舞蹈民族志書寫中的一個關鍵環節就是結合舞蹈記譜(拉班分析舞譜或貝尼斯舞譜)對舞蹈動作做出的精確和快速的記錄。通過對拉班舞蹈的系統訓練與田野實踐,進一步擴展舞蹈民族志書寫方式,對于一些民俗與宗教儀式中瀕臨失傳的民間舞蹈要及時進行描述與記錄。因此系統與熟練掌握拉班舞譜來分析舞蹈動作的語言與結構是當下舞蹈民族志書寫的必要之舉。舞蹈民族志還應加強舞蹈的宗教與文化功能、舞蹈語義,以及舞蹈的民間術語表述,考察舞蹈社區的結構(包括性別、職業、年齡等資料的普查),關注舞者與音樂家之間的互動關系。

 

三、中國的舞蹈人類學與民族舞蹈學概念問題的思考

 

中國的舞蹈人類學從學科研究范式、培養理念、學者教育背景等等來看更多地受到文化人類學理論的深刻影響。比如從當下舞蹈人類學研究領域部分知名學者的教育背景來看,本科與碩士階段多是舞蹈表演出身,然后在博士研究生階段開始攻讀文化人類學或藝術人類學的專業,博士論文的寫作理念屬于典型的舞蹈人類學研究,這些學者通?;谖幕祟悓W、民俗學、社會學等諸多跨學科理念,選取多點的舞蹈田野個案,展開微觀與宏觀的舞蹈田野民族志書寫,尤其針對民間舞蹈或民俗儀式中的舞蹈本體結構與其文化象征的互動關系展開深入地解讀。比如筆者前文提到幾位學者的博士論文就是屬于上述特點。這種舞蹈人類學的學科訓練與西方舞蹈人類學研究者的教育背景大致相同。從西方學術發展語境來看,舞蹈人類學(民族舞蹈學)與民族音樂學(音樂人類學)之間的學術發展歷程關系非常密切,前文提到的美國民族音樂學領域的代表性著述《民族音樂學導論》(海倫•邁爾斯主編)的“第十二章:舞蹈”,以民族音樂學的研究視角,將舞蹈本體結構置于表演語境中進行互動關系問題的考察。正如加拿大阿爾伯塔大學(University of Alberta)民族舞蹈學博士游嘉穎認為:“在美洲,民族舞蹈學最初(目前也更多的是)被稱為舞蹈人類學(Dance Anthropology),而在歐洲,民族舞蹈學被稱為民族舞蹈學(ethnochoreology)。在美洲,民族舞蹈學更接近于人類學的研究體系,是人類學研究的一個分支。然而,歐洲的民族舞蹈學卻來源于民俗學和音樂學。”有關該問題前文已經談到,在此不予贅述。所以,舞蹈人類學與文化人類學以及民族音樂學在學科研究范式、研究理念等方面有諸多相似之處,唯一區別的就是:舞蹈人類學主要聚焦于舞蹈本體與文化語境的勾連關系研究,即它更多地考察舞蹈本體結構、舞蹈表演文本與其背后的文化象征之間的互動關系,或者舞蹈文化生態的多樣性保護與傳承,以及舞蹈文化應用與實踐等諸多問題的思考。

其次,關于中國的民族舞蹈學概念以及與民族音樂學學科關系的問題思考。目前在中國舞蹈界關于“民族舞蹈學”的概念與研究屬性有兩種學術論爭:其一是民族舞蹈學并沒有受到民族音樂學的影響;其二,民族舞蹈學與民族音樂學關系密切,其學科研究屬性與研究理念應更多地學習與吸收民族音樂學(音樂人類學)的理論。尤其部分舞蹈界專家視中國的“民族舞蹈學”就是研究民族舞蹈的一種學科。這與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民族音樂學進入中國學者以來,對其概念的誤解有諸多相似之處。實際上不管稱“民族舞蹈學”還是“舞蹈人類學”,它主要強調研究理念、研究范式的特殊性,該學科主要聚焦于文化人類學、民俗學、社會學、舞蹈學的研究視野,結合田野舞蹈民族志的書寫范式,針對舞蹈本體結構與其文化象征之間的勾連關系,民俗語境中的舞蹈文化生態的可持續發展與保護、舞蹈文化教育與傳承、舞蹈文化應用與實踐等諸多問題展開的系統研究。其研究對象并沒有具體的所指,它既研究族群傳統(儀式)舞蹈,同時也關注城市中流播的各種現代舞的研究。當下,存在的一個突出問題就是:有個別學者提到中國的民族舞蹈學受到中國的民族音樂學的影響,但是據筆者了解,其研究理念與研究范式與民族音樂學學科訓練相差甚遠。尤其民族音樂學強調的跨學科研究,以及將田野工作作為立身之本的研究理念,絲毫并沒有在這些學者中體現。因為,這些學者很少從事田野工作,很少開展舞蹈田野民族志的研究工作,即使下去了也是“走馬觀花”式的田野旅行,而不是“下馬種花”式的居住式田野。有些專家甚至說,不主張展開實地田野工作,可以通過文獻的挖掘、梳理展開研究??傊?,筆者認為,中國的民族舞蹈學與舞蹈人類學研究不應該在概念上花時間進行論爭,應多在跨學科交叉互動的理論實踐方面,在舞蹈的田野民族志書寫方面,在舞蹈文化生態的多樣性保護與傳承方面,在“非遺”舞蹈的田野與課堂實踐、舞蹈編創方面,多出一些經典的研究個案,為民族舞蹈學或舞蹈人類學的理論創新提供更多的素材。同時,中國的民族舞蹈學或舞蹈人類學研究者,應該充分學習文化人類學、民族音樂學的田野工作理念,即:用長期居住式的、主-客位融入與觀察視角與自己的研究對象展開互動與交流,要培養自己獨特的“雙重語言能力”“雙重音樂能力”,尤其更要花大量時間學習“雙重舞蹈能力”。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研究者文化身份的轉換以及達到舞蹈田野民族志“深描”的目的。綜上所述,中國的舞蹈人類學抑或民族舞蹈學研究,不管是學科概念、研究對象、研究屬性、研究理念上與西方的文化人類學、民族音樂學(音樂人類學)的學科發展歷程關系密切,中國的“民族舞蹈學”不是“民族舞蹈之學”的研究,它與“民族音樂學”的研究屬性基本相同。同時筆者強調“舞蹈人類學”研究,即更加突出學科的文化人類學視野,淡化學科研究對象的所指(“民族舞蹈”)。這與有關民族音樂學與音樂人類學概念辨析的論爭內容有異曲同工之處。

 

四、中國舞蹈人類學研究存在的主要問題

 

其一,舞蹈人類學研究不但關注傳統舞蹈素材的搜集與整理,更要重視傳統舞蹈的本體特征與舞蹈風格、身體敘事與其特有的民俗、宗教、歷史、社會、政治等之間的互動關系思考。當下比較熱門的舞蹈生態學、舞蹈政治學研究都是在關注傳統舞蹈文化生態的多樣性保護與傳承問題,以及思考如何為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舞蹈創作與理論研究提供諸多智力支持。當下某些舞蹈編創多是一種從表演文本到文本的模仿、借用、拼貼性質的舞臺表演實踐,真正缺少基于田野實踐的舞臺藝術實踐與舞蹈學理論研究。部分舞蹈編創者雖然關注到第一手傳統舞蹈素材的搜集工作,但基本是一種“走馬觀花”性質的“田野旅行”(采風),因為他們(她們)只關注其素材的搜集,忽略對其生成的文化土壤進行全息性考察。其二,中國舞蹈人類學研究不但重視舞蹈創作理論的探索,同時要關注舞蹈民族志書寫如何為舞蹈表演、舞蹈創作服務。尤其在舞蹈學理論研究中多是自律性的舞蹈評論的分析,真正缺乏具有跨學科研究理念的田野考察與舞臺編創的“接通”思考。其三,應重視考察中國傳統舞蹈在全球化與“非遺”語境中的舞蹈本體形態與文化功能、審美功能變遷問題的思考。其四,針對“非遺”舞蹈的倫理學研究力度不夠,以致于造成“非遺”舞蹈的舞臺化藝術實踐或者儀式重建帶來的倫理學問題。比如,某些民俗儀式舞蹈所蘊含的通神功能在舞臺化藝術實踐中被人為忽略,以致于造成其舞蹈的神圣性文化屬性因導演缺乏廣泛的“地方性知識”而被破壞,這就是我們常談到的傳統舞蹈的舞臺化實踐的倫理學問題。其五,古代舞蹈圖像的重建問題只關注到舞蹈表演形態的原形態再現,只能通過考古圖像來近真性的還原其舞蹈動作的表演形態,但是無法再現古代舞蹈的表演語境。其六,中國舞蹈人類學研究在田野中只關注舞蹈本體形態的思考,忽略了樂舞一體情景下的舞蹈音樂與其文化表征之間互動關系思考,只重視將舞蹈本體形態置于文化語境中進行考察研究,針對其舞蹈音樂的結構、風格特征,及其舞蹈與音樂之間文化指涉關系缺乏關注。因為諸多民俗儀式情景中儀式舞蹈與音樂是密切伴隨的。比如印度尼西亞加美蘭音樂配合舞蹈的即興表演、中國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系統中的諸多民俗儀式樂舞,等等。

 

五、跨學科視野下的舞蹈人類學研究

 

當下,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理念就是打破學科之間的分野與學術壁壘,以問題意識為導向,結合跨學科交叉互動理論展開研究??鐚W科視野下的舞蹈人類學研究就是將中國傳統舞蹈結構、舞蹈本體的生成特征與其特定的社會、歷史、文化語境的互動關系展開深入研究。換言之,就是將傳統舞蹈的身體語言、身體語匯的深層藝術與文化表達置于特定的民俗、宗教儀式表演語境中進行互動關系考察。當下,中國舞蹈理論研究多是基于舞蹈本體形態、舞蹈評論、舞蹈歷史的考察研究,缺乏針對舞蹈本體形態、舞蹈身體與政治、社會、經濟等等制度文化的互動關系思考。因此基于跨學科的研究理念下,當下高校的舞蹈人類學課堂教學與研究,應開設的基本課程主要有:文化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田野舞蹈民族志理論與書寫方法(拉班舞譜與傳統樂舞風格分析、身體動作的描述,以及田野影像拍攝與制作技巧,等等)、民族音樂學(音樂人類學)基礎理論與方法等等課程,這些都是關于舞蹈人類學研究的基本學習內容。所以,跨學科語境中的舞蹈學人類學理論研究應是基于文化人類學、民俗學、文藝學、美學、哲學、歷史學、社會學、民族音樂學等跨學科交叉互動研究,應重點關注舞蹈本體、舞蹈動作語言、舞蹈風格與其社會、歷史、民俗、宗教、政治之關聯問題的思考。具體研究問題主要呈現于以下幾個方面:

 

(一)關注舞臺表演空間研究

 

舞蹈人類學關于表演空間的研究主要是指舞蹈編創與舞臺空間調度的“構想空間”的思考,這種藝術性的“想象空間”的生成與拓展與特定舞蹈表演語境中的主管表演的編導、創作者的權力以及表演背后的諸多因素的制約直接相關。舞蹈人類學界常常關注舞蹈表演文本結構與舞蹈本體的生成過程與諸多關聯的社會、歷史、文化語境之間的勾連關系的思考。比如舞蹈語匯、舞蹈語言如何來表達特定的文化隱喻,即舞蹈本體的結構形態,如舞蹈的身體敘事如何表征特有的社會、歷史語境之間的思考。舞蹈表演空間的生產逐漸走向表演者與觀眾之間的文化身份邊界消解、互融的階段。舞蹈表演文本尤其傳統民間舞蹈的表演,從表演場域可以看出,是一種沒有舞臺的表演空間,尤其民俗儀式場域中的舞蹈展演,不但是一種人與神靈之間的互動,人與人之間的互動的文化表演,這種表演邊界的消失實際上就是一種典型的表演的文本間性,即儀式舞蹈中的表演者與觀眾之間構成了一個互動性質的表演空間,上述兩種之間的文化身份的邊界在消解。比如,當下城市中的廣場舞表演,表演者與觀眾之間形成了表演身份的互文性,表演者本身不但是觀眾也是參與者,而且廣場舞的表演空間是一個沒有舞臺的表演。

 

 

(二)“非遺”“城鎮化”語境中的民俗舞蹈的文化功能變遷研究

舞蹈人類學研究不但關注舞蹈本體形態、身體動作與語匯的研究,而且比較重視舞蹈的社會性研究。比如中國城鎮近些年來興起的廣場舞,研究者通常并不是主要關注其舞蹈本體的考察研究,更多地強調廣場舞的社會功能的考察,尤其廣場舞在構建和諧社區,助推和諧的鄰里關系,以及對于調節與緩解老齡化社會問題具有積極意義。舞蹈人類學同時還十分關注全球化語境中“非遺”舞蹈在宗教與民俗儀式語境,以及城鎮化語境中的舞蹈本體、舞蹈的文化功能、社會功能變遷問題的考察。比如土家族的擺手舞與過山瑤的長鼓舞,在其族群傳統文化系統中通常與宗教民俗儀式密切關聯,是一種儀式舞蹈,而且與其族群傳統音樂鑲嵌在一起進行儀式文化展演。然而,經過“非遺”的建構之后,進入城鎮化表演語境中,其舞蹈動作、舞蹈表演空間,舞蹈的文化功能、社會功能發生了諸多變遷,更加強調文化展演與娛樂性的屬性,與原生語境中的族群傳統儀式舞蹈的文化與民俗功能相差甚遠。某些民俗舞蹈,經過“非遺化”的身份重建之后,成為了一種真正的傳統的“非遺”舞蹈,比如江西某縣的瑤族“花棍舞”實際上就是瑤族祭祀盤王儀式中的舞蹈,經過地方民間藝人與當地音樂工作者的編創后申報成為一種“非遺”舞蹈。

 

(三)歷史舞蹈人類學研究

古代圖像中的舞蹈表演的文化歷史重建研究是當下研究的熱點,同時也是屬于歷史舞蹈人類學研究的焦點,即舞蹈人類學研究不但關注當下宗教與民俗儀式語境中的活態的舞蹈表演的描述與記錄,同時要結合傳統歷史文獻與考古圖像的復原與當下“非遺”舞蹈本體結構特征展開互動、互證研究。這與歷史民族音樂學的研究理念大致相同。中國諸多民族舞劇的創作素材與創作靈感多得益于考古圖像中舞蹈形態的復原與重建的實踐與應用研究。因此,具有歷史舞蹈人類學性質的舞蹈編創者與研究者,通常會基于歷史的舞蹈田野的基礎上,更加關注舞蹈的圖像學、考古學、歷史學材料,運用到自己的舞臺創作與理論研究。當下的中國舞蹈理論研究,不能只限于對舞臺作品的評論思考,應該結合歷史學、文獻學等相關理論展開對民族舞蹈形成的歷史發展變遷軌跡的歷史舞蹈人類學研究,即舞蹈理論研究者不但要將舞蹈創作與舞臺理論研究的“田野做透”,而且要針對民族舞蹈生成的歷史語境結合相關的歷史學、文獻學理論將“板凳坐穿”。遺憾的是:中國大部分舞蹈工作者的田野不是“歷史的田野”,甚至稱不上“歷史的采風”,而是“走馬觀花”的舞蹈素材“強盜式”掠奪,只關注民族舞蹈當下活態存在,對于其“歷史構成”因素的考察卻視而不見。中國舞蹈人類學研究不但關注當下“非遺”舞蹈的活態傳承與保護研究,而且尤其要關注其歷史發展變遷的歷時性維度的挖掘與整理。當然這與舞蹈歷史的研究有諸多區別,歷史舞蹈學研究只關注文獻與考古圖像材料的挖掘、整理與分析研究,而歷史舞蹈人類學研究是基于一種“歷史的田野”研究理念,針對“田野中的舞蹈”展開的歷時與共時互動、互通、互證性質的分析研究。

 

(四)舞蹈符號學研究

 

舞蹈符號學研究就是充分吸收、借鑒索緒爾、羅蘭巴特、克里斯蒂娃、皮爾斯等相關符號學理論,針對舞蹈表演文本與象征意義之間的符號的編碼與解碼問題展開思考。從舞蹈符號學的視角審視舞蹈表演本體與其象征意義之間的指涉關系問題是當下舞蹈人類學研究應該關注的焦點。尤其在少數民族民俗舞蹈研究中,針對傳統儀式中的舞蹈語匯與其儀式象征意義的表達之間的指涉關系,可以依據舞蹈符號學的理論進行審視與觀照。因此,從身體敘事出發,關注舞蹈動作語匯在特定的民俗儀式中的象征意義的生成過程是舞蹈符號學關注的重點。因為作為能指形式的身體語言的系列表達,在特有的民俗與宗教儀式語境中將會生成系列的象征意義或者文化表征(即所指),因此,從舞蹈符號學關注舞蹈本體與象征意義之間的關系問題,就是符號學的能指與所指之間在特有的民俗儀式“言語”背景下的指涉關系的生成過程。結合后結構主義理論審視舞蹈表演文本的生成過程,因為任何一個舞蹈表演文本的產生都是表演者與觀眾之間互動的產物,即舞蹈表演文本的互文性(文本間性)。尤其民俗儀式樂舞文本的建構者,儀式執儀者不但是儀式樂舞的建構者,而且是儀式樂舞文本的生產者。作為儀式中的各種“掌壇師”承擔了儀式樂舞文本的雙重生產者,同時對于一些狂歡性的、互動性較強的儀式場景,其樂舞文本的建構者的邊界走向消失,在這里沒有真正的表演者的角色,整個儀式參與者都在建構儀式樂舞文本。

 

(五)舞蹈創作素材的搜集與藝術實踐應充分吸收舞蹈人類學的研究理念

 

當代舞蹈創作應廣泛吸收舞蹈人類學的研究理念,尤其在創作素材的搜集與整理、舞臺表演空間的拓展、舞蹈與音樂之間的關系調度、舞蹈動作與身體敘事的符號化表達,舞臺美學表達等等應該充分借鑒與整合舞蹈人類學研究與創作理念。舞蹈人類學視野下的舞臺作品創作不但是舞蹈身體敘事的系列符號化呈現,而且是舞蹈與音樂之間指涉關系的隱喻表達。正如漢納認為:“舞蹈不是普通動作,而是人類行為,即一系列非語言性的肢體動作有目的性、有意帶有節奏型,以及文化構型,舞蹈動作也有內在固有的美學價值和符號性的內涵。” 

(六)應用舞蹈人類學研究

中國舞蹈理論研究應更多地關注應用舞蹈人類學研究,這對于中國的“非遺”舞蹈的保護與傳承,以及“非遺”舞蹈的文化生態的多樣性保護與開發、利用的可持續發展方面將會帶來積極的意義。應用舞蹈人類學研究主要是指舞蹈創作與舞蹈理論研究者,不是單向的運用自己的田野工作素材進行舞臺藝術創作與舞蹈理論研究,同時要將自己的舞臺實踐與舞蹈理論研究對策用于民族舞蹈的保護與傳承,開發與應用研究方面。當下“非遺”舞蹈進校園以及舞蹈人類學研究者為諸多民族舞蹈的創新性藝術實踐出謀劃策,也是應用舞蹈人類學思維,即民族音樂學與舞蹈人類學研究者的“田野回饋”。

 

(七)“家門口”的舞蹈民族志(Dance Ethnography at Home)書寫

首先,當下的舞蹈人類學研究不完全是離開自己的家鄉或學校到遠離家鄉與學校之外的鄉野展開研究,同時舞蹈人類學研究者也要關注自己“家門口的田野”,或者“城市舞蹈人類學研究”。換言之,研究者不但關注“他者”的或者異文化語境中的傳統舞蹈文化的田野考察,而且要時刻要針對自己家鄉或“家門口”的傳統舞蹈文化展開系統深入研究。其次,要結合城市社會學、城市民俗學、城市人類學(都市人類學)理論針對城市中流播的傳統與現代舞蹈的創作、表演、消費、品評等系列環鏈展開互動研究,尤其關注城市舞蹈文化的再生產、資本市場中的城市舞蹈文化的流通與消費的研究。其次,要關注作為表演的城市舞蹈文化研究以及作為日常生活的城市廣場舞蹈文化研究,以及作為市民日常生活的廣場舞如何為社區的和諧構建、市民日常生活消遣等等諸多社會功能的研究。比如,結合城市舞蹈人類學研究開展城市舞蹈民族志考察(專業劇場與大型生活廣場)——市民的舞蹈生活實踐研究。

 

(八)“非遺”舞蹈傳承人口述史、舞蹈影像志

中國舞蹈人類學研究應加強傳統民俗儀式中的舞蹈傳承人口述史,以及結合影像人類學針對特定民俗儀式語境中的舞蹈展開田野影像志拍攝與制作。加強舞蹈傳承人與舞蹈影像志的采錄工作,其目的不但是為了更好地對傳統樂舞文化進行保護與傳承,而且可以為舞蹈人類學或者應用舞蹈人類學的數據庫建設提供諸多科研素材。舞蹈傳承人口述史采錄要結合史學的研究范式來挖掘與整理傳統舞蹈的歷史構成。隨著傳承人的逐漸離世,舞蹈傳承人口述史的采錄工作迫在眉睫。在全球化與現代化進程的雙重壓力下,傳統舞蹈的原生性表演語境已經逐漸被城鎮化的生活環境所遮蔽,給其傳統民俗舞蹈的表演語境帶來嚴重沖擊,因此只有加強舞蹈傳承人口述史與田野影像志的采錄,才有助于這種搶救性的保護與發掘工作。

 

(九)舞蹈人類學視野下的舞蹈課堂教學思考

當下,中國的舞蹈人類學研究不但要關注傳統民俗儀式語境中的舞蹈表演的研究,而且要探究“非遺”語境與全球化語境中的傳統舞蹈在傳統與現代表演與教學語境中的傳承與習得行為的思考。即關注舞蹈課堂教學與習得行為過程的主、客位描述與記錄。從舞蹈人類學或者舞蹈民族志視野下開展“非遺”舞蹈進課堂、進校園的研究,不但是關注舞蹈表演語境的變遷,而且課堂教習過程與行為也會給傳統舞蹈的傳承與傳播帶來影響。同時,“非遺”舞蹈進校園不但是表演語境的變遷,而且更多地呈現出表演行為、表演過程、表演空間以及文化意義的變遷。以湖南師范大學“南方少數民族音樂文化研究中心”邀請湘南藍山縣過山瑤長鼓舞傳承人進校園為例,可以看出,長鼓舞民間傳承人的教習內容、教習行為、習得主體、傳承語境等等都發生了時空與位移的顯著變化。

 

結 語

 

舞蹈人類學研究的特點就是在基于以人類學為代表的跨學科視野下,從身體出發,關注其特定表演語境中的舞蹈本體形態的構建過程,以及舞蹈文本的生成過程與其文化表征的符號化表達之間的互動關系考察。換言之,舞蹈人類學基于舞蹈民族志書寫的范式基礎上,將舞蹈身體語言的敘事表達置于其特定的民俗、社會、歷史、宗教等多重文化語境中,關注舞蹈結構風格構成與其文化語境之間的互動關系思考。當下,舞蹈人類學研究在中國舞蹈理論研究領域目前雖然有部分研究成果,但是與民族音樂學(音樂人類學)的研究相比,中國的舞蹈人類學研究明顯滯后。因為西方民族音樂學界很早就已經開始關注傳統民俗儀式中的舞蹈本體與文化表征的考察,尤其運用諸多跨學科理論知識針對傳統與現代表演語境中的樂舞本體結構與生成過程展開深入細致的民族志書寫,是當下舞蹈人類學研究關注的焦點。中國的舞蹈人類學研究應重點關注由身體語言在特定的民俗儀式表演語境中建構的舞蹈表演文本作為考察對象,聚焦于舞蹈形態與身體語言結構的生成過程與其背后文化表征互動關系問題的深入思考。同時,中國的舞蹈人類學研究應該多與民族音樂學(音樂人類學)界展開更多的互動或合作研究。因為兩者具有相同的研究理念與研究范式,且都是聚焦樂舞本體與文化象征的勾連關系的思考,唯一區別的是舞蹈人類學多關注于舞蹈動作語言與身體敘事如何呈現特定表演語境中的文化邏輯問題,民族音樂學則更加強調音樂表演文本的音樂風格與結構與其特定的政治、社會、歷史、民俗、宗教等多種語境之間的互動關系。然而舞蹈人類學與民族音樂學學者往往容易忽略的一個問題就是:雙方都比較忽略對方的研究對象,尤其在田野民族志的描述與闡釋過程中,只關注自己的研究對象,對于自古以來傳統文化中“樂舞一體”的文化屬性卻視而不見。比如,南方少數民族民俗儀式中的樂舞文化研究(如瑤族的長鼓舞、黃泥鼓舞,土家族的茅古斯舞等等),就是上述研究對象雙方彼此互為觀照的互動思考,因為對于民間儀式中的音樂的考察決不能忽略與儀式音樂伴隨的舞蹈動作結構的關注,同時針對民俗儀式舞蹈的審視與關注一定離不開對建構音樂過程中的舞蹈動作敘事如何呈現儀式性、象征性的身體表達的思考。最后,筆者尤為期待的是:希望在以后的學科教學、學術活動與課題研究中能夠看到更多的舞蹈人類學與民族音樂學者之間的成功合作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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