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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綜述】閆玉等:民族傳統與地方敘事——首屆“鄉見·地方敘事工作坊暨黔中人類學I圓桌春秋”側記

[日期:2022-10-16] 來源:  作者: [字體: ]

活動前序

 

自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以來,文學人類學在中國的發展持續呈現為多元互補的路徑模式。除了聚焦考古溯源的神話歷史與多重證據、鄉土社會的儀式傳統及數智時代的科幻文學等議題外,對民族走廊與區域文化的民族志表述也是備受關注的核心之一。

在此背景下,借《西南多民族生死觀的考察研究》的課題結項之需,文學人類學團隊與黔中地區的人類學民間機構聯手,組織在黔學者發起了首屆“鄉見·地方敘事工作坊”?;顒佑?2022 年 10 月 6 日在貴陽金華鎮翁貢村舉行,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文學人類學研究分會、貴陽市手上記憶博物館、四川大學文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及貴州藍花敘事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聯合主辦。

作為多方合作的協議成果,本次工作坊同時也即“黔中人類學 I 圓桌春秋” 系列活動的開張首場——“2022·秋”。

本次工作坊主辦方之一的手上記憶博物館是2021年1月獲批的非國有博物館,館長王小梅女士畢業于人類學專業,曾是貴州知名媒體人,為貴州省人類學學會的創始人之一。博物館集民族民間工藝品收藏、社會服務、學術研究等功能為一體,收藏品現有民族儀式類和生活類物件三千(套),兼有組織“貴州省省級民族傳統手工藝傳習所”,“貴陽市級非遺扶貧示范工坊”等資質和社會功能,多年來持續開展了非遺口述史采集工作和相關學術講座、論壇活動,是一個具備較強文化實踐能力和學術研究能力的民間機構。

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文學人類學研究分會會長徐新建聯合博物館館長王小梅共同策劃、主持了本次工作坊活動。到會嘉賓包括:貴州社科院副院長索曉霞,貴州財經大學教授李鋼音,貴州省律師協會會長白敏、貴陽市非遺研究會秘書長丁楚樾、新華社中國經濟信息社經濟分析師徐洪舒以及貴州文史天地雜志社手機雜志責任編輯朱平,貴州大學國際旅游系主任葉蔭茵,貴州大學民族學系副主任閆玉,貴州師范大學博士生導師龍仙艷,貴州財經大學中文系副主任王立杰,貴州大學教師黃紅霞,貴州財經大學教師劉慶、張馨凌、陳曉軍,貴州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張波以及貴州師范學院劉臨洪和四川大學博士研究生李佳蔓、本科生馬瑋蔓等。手上記憶博物館副館長葛春培、攝影師白文浩和駐館志愿者云南大學研究生楊雅琪、王英林也全程參與了交流活動。

主持人及各位來賓結合自身學術經歷與研究專長,就“在地化與去地方”及“遺產保護的地方實踐”等議題作了發言。

 

 

圓桌匯集

 

本次圓桌對話圍繞“民族傳統與地方敘事”展開,與會嘉賓通過現場報告及書面形式進行了交流對話。盡管場地和時間都相對受限,但大家從各自關心的角度踴躍發言,相互切磋,通過案例研討及理論辨析,展望了對人類在地發展的愿景期待。

 

徐新建(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文學人類學研究分會會長):

 

本次活動的主題是地方敘事,目的在于讓人類學落地,推動手上記憶博物館與口述史工作坊的關聯互動。我們嘗試以理論“在地化”為基礎,轉向視野的“去地方”。也就是在表象上,討論議題乃至人員看似都在貴州;但深沉里,思考和反思的視野卻跳出貴州,邁向人類學整體。

因此,在理念上希望把本土看成世界,將地方視為全球,讓族群列入人類支系。這樣,在本地建成的鄉土博物館,即便級別只是村寨,內涵卻與世界各地一樣,都是人類文化的縮影,是多樣性樣本意義上的世界平臺。

例如,從文化樣本角度看,畫在本土服裝上的蠟染圖案與流傳于口頭的民族敘事,都是人類的珍貴記憶,然而更需探尋并闡釋的,是其中內含的生命信仰;依我之見,也就是包含從身體、生命到靈魂的宇宙論和生死觀。

如今,面對數智時代的科技挑戰,我們需要擴展視野,整合觀念,將考察、反思和研討的對象,擴展至從《亞魯王》到“元宇宙”的更大整體。那樣的話, 無論古老苗疆還是多彩貴州,就都不再只是夾縫里的走廊通道或供觀賞的舞臺展廳,而將呈現其應有的世界風貌。

 

王小梅(貴陽手上記憶博物館館長):

 

我想從自己年輕時的夢想說起,闡述一路走過來的人生積累,從走出國門到走回故土。我先從貴州日報走出來、去留學、去做義工、去接觸人類學,到研究蠟染、研究博物館。在這個過程中有了進一步的思考。我認為“非遺”不應該籠統地去概括看不見的文化,不應該泛泛開展商業、旅游和文創,更應該去研究文化。所以想到建立博物館,希望可以在有完整博物館系統的支持下去解讀蠟染圖案。其次就是去創建人類學協會的意義。

我贊同徐新建老師說的,藏品本身應該回歸生活,結合到人類生活的空間里去研究、去解讀??偨Y當下博物館的口述轉化工作、研學活動、交流展覽等基礎工作,我認為“沒有研究的博物館就不是好的博物館”。

 

索曉霞(貴州社科院副院長):

 

今天工作坊將“在地化”和“去地方”作為一種研究方法的兩端放在一起討論, 對如何研究地方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在地化"強調研究地方文化不能停留在表面,停留在二手資料上,要接地氣,要深入了解地方鮮活的生活世界,‘深入了解地方人們的生活邏輯,深入了解文化事項背后的意義所指和價值理想,既要了解“是什么",更要追問“為什么"。沒有對地方文化的深入了解,就沒有發言權。

但是“在地化"不能劃地為牢,自娛自樂、自說自話。還必須要“去地方”,即去除地方性視野,破掉地方性的邊界。當我們對地方文化進行價值判斷和特殊性把握時,還需打破地方邊界和時空限制,用中華文化的大視野、人類的大視野來評估和定位。只有這樣,才能使地方文化的研究具有超地方的價值和意義,地方和非地方才有關聯,族群和人類才有關聯。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民族的就是世界的”這一判斷才成立。

強調 “在地化"和“去地方"作為研究地方文化的二元一體,有一定的針對性。地方學者往往具有“在地化"的優勢,不容易“去地方",外來學者容易“去地方"而不易“在地化"。因此,無論地方的還是外來的研究者,都應該在方法論上建立辯證的整體性思維,既要深入“在地化",也要清醒地“去地方",避免研究陷入單一性思維的局限。

 

李鋼音(貴州財經大學教授):

 

大家談到了“在地化”和“去地方”的問題。我想,它的最終呈現應該還是敘事,無論文學人類學、非遺傳承和傳播,都要在變遷的時代里找到一種講述的方式。比如舞蹈是身體敘事,音樂是聲音敘事,小梅的“藍花敘事”,是以手工博物館來傳達她對貴州蠟染的情懷,是器物化的卻能感染每一位訪客的方式。

在政府層面,也是有一種讓貴州文化“去地方”,走向世界的情懷。政府對傳承文化作出努力,但其實是無法讓文化回到過去的。我們迫切需要做的,是在和歷史搶時間。這是我們必須要研究的敘事,要用我們的敘事來傳達“他們”的敘事。

我由于項目的關系,曾經采訪了貴州省4批50幾位傳承人,并認識到采訪工作是文學的,也是人類學的。在田野訪談中與非遺傳承人接觸,一定是要放下學者架子,才能有共情和感悟。

我見到小館書架上有一本徐教授的《從文學到文化》,這個書名見證了他的文化和學術履跡。今天聽了王小梅對他的訪談,也感受到貴州學人從貴州而人類、又從人類觀貴州的人生與思想的視野。他們應是兩代學人,卻猶如一種傳承,都在上下求索關于這塊土地的敘事。

今天的訪談,每個人都有所獲。徐教授告訴我,小梅館長原先要從這里走1個多小時山路去讀書。這句話讓我最有感觸。那個走過山道的小姑娘,后來走向了更大的天地,是地域的天地,也是心靈的天地,又回歸故里開掘她的“藍花主題”的人類敘事。也許,徐教授是這樣,我們也是這樣的。

 

龍仙艷(文學人類學博士,貴州師大博士生導師)

 

其實還沒有去手上記憶博物館之前,我已經從網上了解到王小梅女士多年來對藍花敘事的相關推進。到了現場,目睹博物館前有田土,后有青山,館內既有蠟染、刺繡等民俗藝術品,又有現場加工、研學體驗等動態展演,工人正在擴建館地的蓬勃模樣,既敬佩又感慨。

敬佩的是小梅女士能舍棄城市浮華,回饋鄉里。作為從山里飛出的金鳳凰, 作為貴州日報報業集團的首席記者,在城市她當然可以如魚得水,然而回鄉創辦博物館卻讓她更為立體和豐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鄉村的孩子需要走出去,最好能接受高等教育。正如一個松桃老鄉曾說:如果沒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和訓練, 大山深處的我們也許不缺腳踏實地的干勁和精神,但絕對不會擁有仰望星空的情懷和能力。

感慨的是難道接受高等教育的目的僅僅是為了讓一個個農村孩子更遠地出走鄉村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固然有太多的小鎮做題家成功地在城市升了官發了財,但一個游子,如果沒有回饋家鄉的實際行動,在一定層面而言,我們對于家鄉是虧欠的——我們掠奪鄉村卻又對鄉土無以回報。

自 2020 年新冠疫情爆發 3 年以來,我真切地感受到城市絕對不是理想生活的唯一選擇——遠方就是遠方,你所能扎根的確實就是你腳下的土地。我們既需要走出來,更需要走回去。唯有更多的鄉賢如小梅一樣既有意愿又有能力地回報家鄉,鄉村振興才真正地看到希望——她將藍花敘事的種子播撒在翁貢村那片培育了她的土壤上,真好!

 

閆玉(人類學博士,貴州大學民族學系副主任):

 

聽了徐新建老師和王小梅老師的發言很受啟發,回想起自己在黔東南地區做田野的經歷,和徐老師剛才所講的相印證,我體會到了人類學敘事中“在地化” 和“去地方”的相互轉化升級。

今天的討論在研究方法上和現實實踐中都給了我們幫助和啟發。比如說,運用近來人類學者提出的“把自己作為方法”,結合我們的西南身份、“西南經驗”,重新出發梳理自己與地方和全球的關系,是不是可以像徐老師所說的一樣,找到一種“把自己作為人類”的研究方法?也就是說,在對“自我”這一具備主體性的個體的觀照研究中,既保留主體意識,又自我客體化,以自己為鏡像,看到我們、你們和他者,關注身體、生命和靈魂,從這個途徑到達對人類的整體認知。

或者也可以像小梅館長做的那樣,“把地方作為世界”,從自己的家鄉出發走到他鄉,吸收異文化的營養,建立與世界的聯系,再回過頭落地建設更立體更多元化的家鄉。從村居生活到城市思潮,從傳統習俗到現代文明,便可以統統映照在手上記憶博物館這樣一個多彩水晶球上。

 

王立杰(文學人類學博士,貴州財經大學中文系副主任):

 

伴隨著第四次工業革命數字化的深入應用和第五次工業革命太空技術引發的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當今社會已然進入全媒體信息化的“數智時代”,此間, “元宇宙”這種時代變革中出現的新話語,儼然成為我們生命存在、學術研究都難以回避、無法繞過的議題,乃至難題。與此同時,作為“人”生而存在著的、從來都以探究自身為己任的“我們”,不得不直面這一挑戰,不斷突破“在地化”的生活和生命經驗,做出“去在地化”的知識性與反思性努力,即回應那些自有人類歷史以來就歷久彌新的問題:“人是什么”“人何以為人”“人如何研究人”等等。

而當我們重新去審理人類原有知識話語中所建構的那些“人觀”時,我們找到了哲學人類學意義上對“人是什么”和“人在世界中的位置”問題回應的三種主要路徑——海德格爾的“生存論人觀”、舍勒的“生成論人觀”和卡西爾的“符號論人觀”;文化人類學研究者們亦對“人”進行了分解研究式的多種探尋——G.G.Harris 和黃應貴將“人”拆分為生物體層面的“個體”(individual)、經驗性的“自我”(self)、行為創造性的“社會人”(person);潘英海將人視為“多相度(multi-dimensional) 的生命體”,并分解為“生物體、社會體、象征體、自覺體、實踐體”五個面向;李笑頻從自然、社會和自我三維出發,將“人”解析為“物、人、心三元”,等等。

近年來,隨著生態文明問題討論的推進,生命共同體意義上的“人觀”研究, 著眼于將人置放到與多物種共生存在的脈絡中進行考察;而面對賽博格、虛擬人的新現實,“人觀”的探討與索思,仍在路上。

 

葉蔭茵(文學人類學博士,貴州大學國際旅游系主任):

 

藍花敘事手上記憶博物館這一館名明晰而詩意地表達了手工織物傳達和維持集體記憶的方式:身體實踐。在制作織物的過程中,集體記憶在個體身體的操演中積累和沉淀,由此完成社會記憶和技藝的積累、沉淀和傳遞。這一視角應和從文化符號學的角度分析織物紋樣“記古述史”的作用交疊融合,關注集體記憶的兩種方式:刻寫實踐和體化實踐。

在關注民族織物文化生產的同時,不應遮蔽文化消費。民族織物生產和消費的動態結構展示了文化持有者和其他外部主體如何通過民族織物闡釋地緣歷史、村落傳統、民族想象和鄉愁回望。

傳統手工藝是有能動性的行動者。在技藝的文化實踐中,考量物的類別和存續狀態如何影響人對其的需要、實踐和訴求。將織物研究帶回人類學整體性的視角,凸顯人和物的互動和聯結,共生和同長。

 

陳曉軍(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博士,貴州財經大學副教授):

 

聽了徐老師的西南生死觀闡釋,對我的觸動很大。對人類學的“在地化”和“人類性”“自我民族志”這個話題,我有如下感悟。

一是要及時掌握人類學的前沿動態與時代新變化,站在全球視野和學術前沿來規劃研究課題,尋找學術生長點。比如葬禮、慶壇、儺戲、民間歌謠這些地方性文化活動,我有很多參與體驗,但由于對前輩的學術成果閱讀不夠,又不能掌握新的學術動態,造成不能發現它們的價值,這樣說來,徐老師真是“不浪費的人類學”的典范實踐者。

二是對本土地方性知識的田野積累十分重要,再用學術眼光來發現其價值。徐老師把多年田野工作與新的學術潮流結合,給我們做了示范。同樣的田野資源, 換一個視角來看,都是新課題的基礎資料,我再用“生死觀”來看徐老師的這些“田野”產品,越來越覺得如此。

三,由于多種原因,我們會受限于謀生、家庭等困擾,不能去鄉野田野。徐老師的“自我民族志”給我很大啟發。我們沒有時間去鄉野,但田野無處不在。比如很多人都是教師、家長、鄉民,那么“課堂自我民族志”“家庭民族志”“家鄉民族志”等,我們都可能去大膽嘗試,都是“在地化”的特殊領域,我想,也是具有“人類性”的。

四,從參觀王小梅開創的藍花敘事和手上記憶博物館,感覺到在本土與世界的聯結。人類學不但記錄社會,同時也在改造社會,我想我們國家的鄉村振興其實是很需要人類學的參與的,這方面我們應主動與政府聯系,更多地把所學用之于社會。

 

張波(文學人類學博士,貴州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徐新建老師在王小梅老師的翁井村手工記憶博物館討論西南生死觀問題,這估計是寨上從沒有過的“生死討論”。

本次圓桌論壇從苗族蠟染、銀飾技藝到活態“亞魯王”,指向的都是貴州特定一群人,一方土地,一方歷史及神話傳說。環視幾個話題,我更為關注的是“亞魯王”,為什么呢?文化的成品,像西江苗寨的銀飾、施洞的蠟染、三都水族的刺繡等等,都可放入博物館中保護起來,但文化本身卻不能這樣,它直接依附在真實的生活方式之上,我們如何去保護“亞魯人”的生活不改變?從作為一則神話傳說開始,亞魯祖靈就世代奔赴那趟永在的靈魂“回歸”之旅,回歸故土,回歸祖靈護佑之地。

對亞魯族群來說,只有在這里,他們才可以找回岌岌可危的信仰、文化和生活方式。只是,在主流的價值排序中,像“亞魯王”這樣的活態文化顯然是“邊緣” 的。在“主流”還是“邊緣”的兩難之中,我們整體社會對“亞魯社會”提供的諸多資源,永遠及不上他們自身為保衛自己文化和生活方式所付出的代價。我的意思是說,在一切眼前可見的功利性目的之上,我們花那么多資源建構、經營大型博物館,不就是想要通過一些非主流異質事物的保存而提供更多關于多元文化的反省和思考嗎?對待“遺存”尚且如此,何況是好端端還活著的文化呢?類似“亞魯王” 這樣的活態傳統,是不是更值得保護呢?

 

張馨凌(人類學博士,貴州財經大學講師):

 

正如徐新建老師所說,手上記憶博物館具有非常特殊的魅力,一是鄉土性, 它是一個立足于家鄉的博物館;一是超越地方的文化性,它的存在以及由此延展出的收藏品和作品,是人類文化的縮影,呈現多樣性特征。

在這個意義上,手上記憶博物館是一個自足的世界,同時也是一個看向更大世界的立足點。因此,作為人類學者既要“在地化”,又要“去地方”,那么“怎么看”,或者說“怎么觀”就顯得很重要。

在中國傳統的語言文字中,看和觀都有“觀看”之意,眼睛是觀看世界的窗口。但“觀”字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其造字本義是“大眼睛猛禽瞪大眼睛察看”,強調猛禽的大眼“無所不見”的洞察力。借由這種洞察力,“觀”手上記憶博物館,“觀”它所在的鄉土,“觀”這片土地上的文化多樣性和生物多樣性。文化的多樣性中間蘊藏著豐富的傳統知識和習俗,生物的多樣性則呈現出承載這些傳統知識和習俗的生命體與自身世界和更大世界的關聯。

借由這種洞察力和群體的協作,青山綠水不止是青綠山水,僅具有風景的意味;而是神山圣湖,充盈著人類對自身居住世界的關懷和敬畏。

 

李佳蔓(四川大學文學人類學專業博士生):

 

從我的視覺藝術經驗層面來看,每一個蠟染圖像背后,都擁有著多面的表述,如主位與客位、離身與具身等等。其中的客位之維將染圖視為田野對象展開討論。我認為這種討論既要尊重當地人的解釋,也要從科學的角度進行分析,須在大量的事實和證據中,挖掘出其文化編碼。例如,蠟染背兒帶的紋樣設計擁有大量以螺旋紋呈現的鳥蛋和魚蛋元素,是否與苗族古神話《十二個蛋》相關?是否可以算作一級編碼?另外的維度聚焦身體,關注在蠟染前、中、后的人與物/技術的關系,探討制作者在其過程中的體認問題,即身體在參與中的具身體驗。

為此不妨借鑒一下唐·伊德(Don Lhde)的觀點。其將人與技術的關系分為:具身關系、詮釋關系、背景關系和它異關系,主張在這些關系中思考人之于技術,技術之于人的傳統特征。

最后,手上記憶博物館收藏展示的蠟染沉淀著深厚的文化底蘊、精湛技藝以及傳統美德等,不僅呈現“原汁原味”的本真性和人與物/技術雙向互動的具身關系,而且還有望延伸為現代性重構的基礎,相信未來會產生更大的影響。

 

白敏(貴州省律師協會會長)

 

很高興參加本次活動。作為法律人,我比較關心立法對非遺的保護和法律實施中的具體問題,我談兩點。

第一,關于非遺和優秀民族文化的法律概念是啥?他們各自的內涵和外延是什么?有沒有交叉重疊?《貴州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條例》于2012年3月通過,并將“于2012年5月1號施行”。本條同時規定,“《貴州省民族民間文化保護條例》同時廢止”。2022年9月1號,《貴州優秀民族文化傳承發展促進條例》生效實施??梢?,一項優秀民族文化項目很可能也是非遺項目。它們之間是啥關系?應該適用哪個地方法規?由于兩個條例的主管部門不同,是不是省內要建設兩套項目數據管理系統?

第二,如何對非物傳承人進行認定?我為評價要引入第三方機制,使真正優秀的非遺項目、優秀的民族文化得以傳承、發展。

 

徐洪舒(新華社中國經濟信息社經濟分析師):

 

我在人類學領域一直自認是學生,但是工作上和人類學確實有結合。工作本身也是在地化的,是帶著問題解決問題的。在以往工作中有兩個用人類學作研究的例子,第一是和人類學博士一起對久安古茶樹的調研項目,出了一本書,有一定分析和結論。第二是幫助貴州的地方企業找到關于辣椒原材料產地的解釋話語,這就是典型的在地化的研究,也幫助解決了本土企業“去地方”的一些困難。

另外2019年做的貴州白酒品牌的口述,其文稿的學術內涵,就是從學習徐老師對酒文化的類型分析開始的,結合了產業知識,而其中人類學方法和理論也是不可缺席的。

 

 

尾 聲

 

圓桌結尾,徐新建教授對大家的發言作出回應,通過簡短的評議強化了大家的參與對于人類學“黔中高地”創設的意義,建議也將博物館建成一個繼續發揮重大作用的學術平臺。王小梅館長也對大家的到來表示感謝,并表達了對下季工作坊的期待。

本屆工作坊在黔省鄉村人類學踐行者的“家”中舉行,凝聚了來自貴州省內外不同機構的研究者,同時通過邀請法律與新聞界的相關人士參與,將視野和議題擴展至地方與全球、個體與人類的關聯,并使傳統文化同數智文明相溝通,展現人類學在地化的新局面。

我們有理由相信,以“鄉見·民族傳統與地方敘事”為題的系列活動也必將“在地化”地發出本土聲音,并輻射至“去地方”的廣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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